我很喜欢勒梅恩的“聚会”，对此我自己也隐隐觉得惊讶。聚会上有一些年轻的大学老师，有一个从伦敦来的记者（没听清他的名字），还有十来个他亲自挑选的本科生。勒
洛根·蒙斯图尔特在一九二四年的米迦勒节学期[1]，进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日记从接下来那个学期的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开始。与此同时，弗朗西斯·蒙斯图尔特去世后，他的妻子梅塞迪斯卖掉伯明翰的房子，搬到伦敦的南肯辛顿区，并在萨姆纳买了一幢五层楼、带露台的白泥灰排屋，对它进行了颇具风格的装修。彼得·斯卡比尔斯也来到牛津，进入贝利奥尔学院，至于本·利平，则按照他一直说的那样，去了巴黎的美术馆工作，学习如何成为经纪人。
2月24日，星期二
去贝利奥尔和彼得共进午餐。贝利奥尔的食堂比耶稣学院的食堂好太多了；有三种奶酪，还有面包、燕麦饼干和啤酒。不知为何，我有种奇怪的沮丧感。我觉得，大概是因为彼得如此毫无保留又不加批判地爱着牛津以及牛津带给他的一切，而与此同时我却发现这里令人窒息、叫人失望。他还收到了本写来的信——我嫉妒地想，为什么本给彼得写了信，没给我写？
我去国王学院听了关于宪法改革的演讲，没听清楚，白白浪费了时间。从贝利奥尔出来的路上，我遇到昆奈尔[2]，他告诉我他在写一本关于威廉·布莱克的书。我没有告诉他，我也在写一本关于雪莱的书。为什么没说？难道是担心这样会显得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吗？昆奈尔出版过一本诗集，但并不意味着他的雄心壮志比我的更高级。我真的必须努力了；至少，要表现得自信：这样隐藏锋芒简直可悲。
2月26日，星期四
勒梅恩对我写的关于加富尔[3]和意大利统一运动[4]的论文赞不绝口，邀请我参加他著名的周六午宴。斯蒂文斯[5]好心提醒我，我明天要参加点名，不然又有可能被禁足。这个地方太像中学了：一所能抽烟喝酒的中学，但不管怎么样还是中学。
2月27日，星期五
周五晚上，“荣军院”[6]很安静，安德森太太还没有喝醉，所以认出了我。她给我做了一盘鹅肝酱三明治，我读着报纸，喝了一瓶干红葡萄酒。卡塞尔和他的两个朋友走进来，问我要不要玩四人桥牌，可他们已经半醉了，我决定最好还是找个借口躲开——他们玩的赌注太高，尤其是在喝了酒之后。
去电影院（“超级”影院），把戴安娜·韦尔的《落日旋律》看了第三遍。她目前是我理想中的完美女性。回家路上，我匆匆走进瓦德厄姆学院，和迪克·霍奇[7]喝了威士忌——我越了解他，就越喜欢他大方的个性。
2月28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