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泡矿泉水，打量来往的女孩。
看到这座熟悉的城市陷入战争是很奇怪的。每幢房子的每扇窗户都交叉贴着胶带，以免窗玻璃在空袭中被震碎。阳台上飘舞着红黑相间的旗帜。有一半街角都贴着马克思、列宁或托洛茨基的巨幅海报，到处都是英文首字母缩写的涂鸦——CNT、UGT、FAI、POUM、PSUC。可在巴塞罗那，占据主导的还是CNT和FAI——无z.府主义者。
街上的气氛极度狂热。大家似乎对自己创造出的新社会激动不已——你会以为这里进行的是g,m，而非内战。巴塞罗那的问题在于，它离战场太远了，所以每个人都有太多时间来谈论和分析、策划和密谋。所有的言语都有了响亮的形式，从挂在房子和树上的喇叭中没完没了地传出来，虚张声势。我环顾身边大摇大摆的年轻人，他们穿着皮坎肩，皮带上挂着左轮手枪，仿佛神枪手。女孩跟男孩一样自信满满，她们不戴帽子，嘴唇涂得通红，一副无所顾忌的模样。这是巴塞罗那的庆典：它更像一场街头聚会、一次嘉年华，而不是什么严肃的——或致命的战事。
回到酒店。我住在格拉西亚大道上的英格兰大酒店，条件挺好。这里住的似乎都是记者，主要是法国和俄国记者。我尽可能躲着英国人。英国**主义者是怎么回事？要我说，简直太普通了。到了这里，他们反倒有了装模作样、傲慢自大的气质，在伦敦是绝对行不通的。很有点“看到没？我早跟你说过的”的意思。
我写好给杜森伯里新闻社的报道——一千字，主要是关于城里的局势——然后我坐电车去邮局把它寄走。在离开前，我一定要去一趟前线。
11月4日，星期三
他们给我安排了专属的特别联络员（你给美国报纸写新闻，就会有这样的待遇）。他四十多岁，名叫福斯蒂诺·安吉尔·帕雷迪斯。我跟他在新闻部见面时，他穿着无z.府主义者的标准制服，即牛仔工装裤和短皮夹克，我得说，在那一群人中，他显得有点局促。他花白的头发抹着发油，从额头向后梳去，留下一道道整齐的梳痕。他相貌英俊，但脸上有麻点，像是小时候得过天花。我用西班牙语跟他说话，他用相当不错的英语回答我——看来有些文化，不是工人。我告诉他，我想去前线，要么是马德里前线，要么是阿拉贡前线，能去哪个就去哪个。他礼貌地表示，他将竭尽所能，满足我的愿望。
跟《新政治家》的通讯记者杰弗里·布里尔顿见面。他说西里尔·康诺利随时可能会来。
11月5日，星期四
福斯蒂诺坚持让我直呼其名（我们现在是兄弟了），他说他给我们弄到了坐火车去阿尔巴塞特的通行证。为表庆祝，我请他吃午饭。他是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