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大概凌晨两点，被时高时低的警报声惊醒，我立马以为是空袭。两名狱卒走进来，命令我穿上衣服。我被匆匆带下楼，推出前门，走到砂石路上。另外三名囚犯已经在这儿了：我们眨着眼，彼此打量，仿佛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探险者在非洲丛林中碰了头，羞涩得说不出话来。其他人也从这幢大房子的不同楼层被带出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总共有十一个人，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灰色短袍、黑色裤子和重重的木屐。警报是真的——厨房起火了。一些消防车开过别墅后面，我们听到叫喊声和打碎玻璃的声音。这是我们几个月来经历的最刺激的事，狱卒也是焦躁又好奇。趁着他们被混乱的局面分散了注意，我朝旁边的男人转过头，用英语问：“你叫什么名字？”“听不懂，”他用德语悄声说，“我是德国人。”看来这位是敌人了。“我是英国人。”我说。他看着我，困惑不解，然后指着另一个人。“意大利人。”他说。一名狱卒大叫着让我们安静。我们到底是谁？我想，我们在琉森湖边的这幢别墅，被如此严密又上心地看管起来，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八月。和往常一样，我想见新监狱长的要求虽然被拒绝了，但同样带来了迟来的结果。我被带到楼下客厅，介绍给一位戴着圆框角质架眼镜的年轻美国人。“我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帕雷迪斯先生。”他抱歉地说。我再次重复了那冗长而曲折的解释。“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安全和情报方面的问题，”我说，“如果你能让战略勤务局把这个消息通知给伦敦，那我相信一切都将迎刃而解。”他告诉我杜勒斯已关闭了战略勤务局。“什么时候的事？”我说。他朝我眨眨眼，很是惊讶：“从欧洲战争结束以后呀。”他告诉我，战争结束了，结束了好几个月了，我突然感觉既恐慌又无比放松。战争的彻底终结指日可待——可我们为什么还这样被与世隔绝地关在这里？我告诉了他芙蕾雅的名字和地址，哀求他给她捎个信，说我还好好活着。他说他会尽力的。求你了，狱卒领着我朝门口走去时，我说，就帮我个忙吧。“是英格兰的巴特西吧？”门关上时，他在我身后大喊。“伦敦的巴特西。”我回头大喊。我希望他听到了。
我瞄到其他囚犯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从来就只能瞄到他们一眼），这样的频率让我开始担心，是不是只有我被留在这幢别墅里了。我问保鲁斯（另一个我给他取了名的狱卒），仗都打完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他说：“哎呀，他们不想让我们闲着呗。”我要求见监狱长，他告诉我，监狱长现在去了伯尔尼。我说要是见不到监狱长，我就要绝食抗议了。“嗨，贡扎果，”他带着伤心的表情说，“冷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