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应只是嘲笑:“Lyle,我给你一次机会,这次我就当没听见,我问你‘亲爱的,你说什么呀?’你就回答‘我什么也没说啊’。”
他笑了笑,没有说话,左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抚过我的脖子。电梯到了他住的那一层,门打开来,我们走出去,好像完全忘记了刚才的谈话。
一周之后,Lyle早一步飞回纽约。走之前对我说:“如果你要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我回答说:“不用。”他离开之后,我仍旧忙于工作,花了很大的工夫,多方斡旋终于把一份跨国界数据传输协议签下来,结束了在印度的工作。那时已经差不多是十月底,我跟Rydian两个人带着满满两箱文件登上了返程的飞机。
那段时间我一直觉得很累,早晨起不来,下午两点之后,脑子就像进了水一样昏昏沉沉的,胸部很胀,有的时候会肚子疼,不是很疼,就是时不时地隐隐地痛上一会儿。刚开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辛苦和压力的关系。在那之前我好像也有过类似的症状,像是经前综合症,而那个月的月经也已经晚了快两个星期了。偶尔走过药房,我也会想到要不要买支验孕棒试试看,但总是觉得不太可能,我的月经一向不大准,而且Lyle每次都戴避孕套。他在这方面很小心,小心到叫我伤心的地步。哪怕是我很急,说不用戴了,他也一定会做好防护。当然他这样的人应该要小心,否则三天两头就可能有怀孕的姑娘逼他去结婚,或是把自己送上后天免疫缺失的绝路。
回到纽约的当天晚上,我在右侧胸罩罩杯里面发现一点湿湿的东西,挤一下乳房还有说不清楚是什么液体从乳头上渗出来。我害怕起来,惴惴不安地想到自己足足三年没有做过体检,妇科检查更是从来就没有过。想来想去,渐渐确定自己这回真的是生病了,后悔得要命,打定主意要去看医生。
不过到了星期一上班的时候,看医生的计划又被无限期地延迟了。因为印度那件案子,我被大大地表扬了一把。快到午休时间,Rona打电话过来邀我一起午餐,并且说有个人要介绍给我认识。一点钟,跟她一起下楼走到门厅,我才知道她说的那个人是史密特和谢林顿香港分所的合伙人,这一次是来纽约公干的。重点是,他可能会要一个人到香港工作。
“会有晋升,而且你一直在找这样的机会不是吗?”Rona对我说。
那个香港人四十多岁年纪,也说一口英式口音的英语,知道我从上海来,抱歉地说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整顿饭的时间,我们聊得很愉快。下午,我把简历发给他,然后又做了一次比较正式面试。从小会议室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还会再面试几个人,不过我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