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告诉他：好的，我等你回来。话没说出口，就听见电话那头传过来很轻的女人的声音，好像是问他在干什么。
“你不是一个人？”我问。
他没回答，捂住电话跟那个女人说了句什么，然后又回到线上。
“我打电话来的时间不对，真的对不起，”我连忙道歉，回到原计划上来，对他说，“九月下旬我想带Caresse回家，回上海，需要你的同意。”
“你一个人带她坐飞机没问题吗？”
前面说的那件让我发愁的事情发生在九月。
那一年的中秋是九月二十五日，到那个时候，我跟Lyle的分居协议已经期满，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应该已经离婚了。对于离婚两个字，我似乎有些钝感，很久都不能确定在那之后，自己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一半是因为有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回过上海了，另一半是为了尽可能地让自己好受一点，我决定休假，回家去过中秋节。毕竟，隔着整个太平洋，和十二个小时的时差，无论什么事情都会显得不那么要紧了。
我打电话给Lyle，想问问他，我带Caresse去中国，他有没有意见。一开始是打到他家里的答录机上留言，等了两天没有回音。又打去他的办公室，Mayer太太告诉我，他不在本城，可能下周才能回来。我犹豫着要不要直接打他的手机，很久没打过了，有事情不是留言，就是请人转达，要么就趁接送Caresse的时候顺便说了。纠结了一晚上，觉得老这样憋着太傻了，而且还要抓紧时间给Caresse申请旅行证件。勉强等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半，想他应该起来了，就在办公室里打了他的手机。电话响了很久才他接起来，说“喂”，声音听起来明显刚刚睡醒，还在床上。
我对他说：“你好。”
他听出我的声音，说：“嘿，e。”
“应该可以，我朋友送我们到机场，我爸爸会在上海那边接。也没有很多东西。”
他沉默了一下，说：“好的。我暂时没办法回来。如果急的话，我会把需要的东西交给律师，授权书或者别的什么，你肯定比我清楚，你今天下午就可以跟他联系。”
我回答：“谢谢，再见。”
他也说：
“在睡觉吗？我吵醒你了？”我问。
“没有，已经醒了。”他回答。
有短短的几秒钟时间，他的声音和语气让我忘记了早已经想好了要跟他说的话，恍然间觉得自己是为了谈别的什么事情才打电话的，究竟是什么，却也说不清楚。
于是，我稀里糊涂地说：“能不能见一面？有些事情想跟你谈。”这跟原计划完全不同，本来是想在电话上几句话解决的。
他停了一下，才回答：“我现在不在纽约。下周回来，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