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我在天使旅馆住下，在镇里的广场上。在镇子里不再有人认得我，因为我又高又大。我在镇子里也不认得任何人；我小的时候，人们不常来镇子里，他们在大路上，沿着街道，在打谷场上生活。镇子在谷地的高处，贝尔波河的河水在我的那些山丘下变得宽阔起来之前半小时，在教堂前流过。
我来是为了休息半个月，恰好是在八月的圣母节(1)。那更好，外地人的来去，广场的混乱和嘈杂，这一切甚至都能把一个黑人掩藏起来。我听到人们喊叫，唱歌，踢球；天黑时，是焰火和鞭炮；人们喝了酒，狂笑了，游行了；在广场上连续三个夜晚，整夜都是跳舞，响着汽车声、短号声、气枪的爆炸声。和以前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酒，一样的脸。在人们的大腿之间奔跑的小男孩是以前的那些小男孩；大围巾，一对对的公牛，香水，汗水，女人穿在黑色大腿上的袜子，还是以前的那些。还有在贝尔波河岸的那些欢乐，那些悲剧，那些许诺。在从前，手里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四个索尔多(2)，我冲进集市，冲到射击场，冲到秋千上，我们使那些扎着辫子的女孩哭泣，我们中没有一个知道为什么男人和女人、油头粉面的小伙子和高傲的女孩会相互见面，相互喜爱，面对面地笑，并且在一起跳舞。在现在，我知道了这些，而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我离开谷地时，刚刚开始知道这些。留在这里的努托，萨尔托的木匠努托，我最初逃到卡奈利的同谋，后来十年里，在谷地所有的节庆、所有的舞会上吹单簧管。对于他来说，世界是一场持续十年时间的节庆，他知道各个村镇所有的醉鬼、所有的卖艺者和所有的欢乐。
一年以来，每次我逃跑，都去找他。他的家在萨尔托的半山腰，面对空旷的林荫道，有一股新鲜木头、花和刨花的气味。在莫拉的最初那些年里，对于来自一间小房子和一块打谷场的我来说，这气味就像是另一个世界：这是大路的，歌唱艺人的，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卡奈利的那些别墅的气味。
现在努托已经结了婚，是个成熟的男人，劳动并且给别人事情干。他的家仍旧是过去那个房子，在太阳下发出天竺葵和苏铁的气味，窗子上和房屋的前面就垂挂着这些植物。单簧管挂在橱柜上；人走在刨花上；他们整篮整篮地把刨花抛在萨尔托山下的河岸——一条长着金合欢、蕨类和接骨木，在夏天总是干燥的河岸。
努托对我说过他不得不做出决定——或者木匠，或者歌唱艺人——于是在过了十年的节庆之后，他在父亲死时放下了单簧管。当我告诉他我去了哪里时，他说他已经从热那亚的人们那里知道了一些事情，并且告诉我在村子里人们曾经讲述说我离开之前在桥墩下发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