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说，“听别的钟声，呼吸空气。在卡奈利就不一样了。你已经听到连他都说卡奈利是地狱。”
“够了。”
“开始了。卡奈利是世界的大道。过了卡奈利，到了尼扎。尼扎之后是亚历山德里亚。单靠自己你们永远做不出东西来。”
努托发出一声叹息，停住了。我也停下，向下看着山谷之中。
“如果你想要改变某种东西，”我说，“你就应该和世界保持接触。你们不是有一些为你们活动的党，有一些代表，有一群专门的人吗？你们说话，你们相互找。在美国人们就是这样做的。党派的力量是由许多像这样的小镇子构成的。神父们从来不是孤立地工作，他们在背后有一个由其他神父组成的联盟……为什么那个曾经在黑房子前讲话的代表不回来了？……”
我们在四根芦竹的阴影里坐在硬草上，于是努托向我解释为什么那代表不回来。从解放的那天——那个被人盼望的四月二十五号——开始，一切都越来越坏。在那几天确实是做出了些东西。如果连分益佃农和镇子里的穷人也不去满世界走走，在战争的那年，世界就来叫醒他们。那时有所有地方的人，南方人，托斯卡纳人，城里人，学生，疏散者，工人。“甚至德国人，甚至法西斯分子也是对某种东西有用的，他们使那些最愚蠢的人都睁开了眼睛，迫使所有的人通过他们的方式展示自己，我在这边你在那边，你为了剥削乡下人，我是为了让你们也有一个未来。而那些抗拒者，那些逃脱者，他们已经让老爷们的z.府看到光有参加战争的愿望是不够的。当然，在整个那个四八年(2)里还作了恶，人们毫无理由地抢劫和杀人，但不是那么多。总是比，”努托说，“以前的强大者扔到大路上或者使他们死掉的那些人要少。”那么后来呢，事情如何发展的呢？人们不再保持警戒了，人们相信盟军，人们相信现在——冰雹过后——从地窖，从别墅里，从教区里，从修道院里钻出来的那些以前的强大者。“而我们懂得这个，”努托说，“一个神父，如果仍然敲钟，他应该感谢游击队员们，因为是他们为他保住了那些钟，他却为共和国和两个共和国的密探辩护。如果他们是不为任何原因就被枪毙的，他是不是就有权在公开场合诬蔑那些为保卫镇子而像苍蝇般死去(3)的游击队员？”
当他说话时，我自己看着对面的加米奈拉，在这个高度上，它好像更加巨大，是一座像一颗行星一样的山丘，从这里能够分辨出我以前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的平地、小树林、小道。我想，有一天，我需要登上去。这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问努托：“那上面以前有游击队员吗？”
“游击队员到处都在，”他说，“人们追捕他们就像追捕野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