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娜·韦尔波夫斯卡娅一起去编辑部做客时，马科夫斯基轻慢地将后者称为“老大娘”，说她讲话带有鲜明的方言特点（对于彼时过于敏感的听力而言尤为刺耳）以及滑稽的异族人语言的实用主义：“吾啊伐晓得该拿伊个怎么办，吾家是做生意的，贩皮革的。伊个倒好，只晓得写诗写诗！”
或许可以认为，此处被凸显和戏仿的乃是阶级性，而非彼时已然冒头的种族性，但能够感觉得到，正是犹太民族属性——而非贫穷，或者傲慢与自卑的滑稽结合，更非其诗歌作品本身——从最一开始就决定了俄国文学圈子在20世纪头一个十年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定性。这种特性在当时而言是异类的，掩盖住了其余的一切。在涉及曼德尔施塔姆最初的文学尝试的资料中，很少不重点关注其民族属性的，而且，其直白程度在今天看来令人震惊。在米哈伊尔·库兹明的日记中，首次提及年轻诗人时甚至没有指明其姓氏，而只说他是“季娜伊达的犹太崽子”。而这个季娜伊达·吉皮乌斯[3]在写给大名鼎鼎的瓦列里·勃留索夫[4]的推荐信中说：“这个神经衰弱的犹太崽子，两年前还在编草鞋呢，现在却出息了，偶尔能写出很不错的诗句来。”在著名的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塔楼”[5]里，对于客人，尤其是文学圈的客人历来十分刻薄，曼德尔施塔姆在这里总被人称作门德尔松[6]；不过，有何差别呢？
1911年10月18日，安德烈·别雷写信给勃洛克：“你莫以为，我入了黑色百人团[7]。不过，透过城市的喧嚣和农村的沉思，迫近的种族运动听得越来越清楚。”勃洛克也在倾听这一来自地底的轰鸣，对于雅利安人和犹太人的相互关系尤其关注，并且区分出了犹太佬（肮脏的、愚昧的、不可理喻的异类）和多少可以接受的犹太人。十天后，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晚上在奎西萨纳[8]喝茶——皮亚斯特[9]，我和曼德尔施塔姆（永远的）。”括号中的“永远的”显然是对“永远的漂泊者”[10]的影射。这一影射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直至恼羞成怒的吉茨安·塔比泽[11]在文章中首次公开谩骂曼德尔施塔姆是“饥饿的流浪汉、阿格斯菲尔”，后来又骂他是俄国诗坛的赫列斯达可夫[12]。阶层和种族优先，个性充其量是饭后甜点。借用同一个勃洛克的说法——这是很多年后，当他终于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给予承认时写在日记本里的：“慢慢地你会习惯，犹太崽子藏起来了，出现了艺术家。”
为了被人注意，犹太崽子，不管他是谁，都必须藏起来。然后接受擦洗、加工、改良，消除一切可能,bao露其民族和家族属性的特征。19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