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让他们彼此聊聊天——同样用你的声音，如同错乱的自动应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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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纳粹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有一类资料，是参观者一下子看不到的。这通常是一些触目惊心的视频和系列照片，较之于其他公开展示的资料与现实生活更加格格不入。这些屏幕用不高的隔板遮挡起来，只有走到近前才能看到。布展者的用意大概是为了让参观者来得及眯起眼睛，做好心理防护。对于所发生之事，尽管所有人都没齿难忘，如鲠在喉，但这些细节仍令人毛骨悚然：经过几个星期的腐烂，层层叠叠的尸骨堆积如山；杀红了眼的屠杀者被人用水龙带冲冷水降温；老太婆试图用自己那臃肿的身体遮挡被扒光的女孩……有了这些隔板，人们便可不必靠得太近。
事实上，有时我会觉得，这些隔板其实是用来保护这些遇难者的，以便这些生前和死后的赤裸作为遇难者的隐私，而不是作为插图、作为号召、作为结论或者鉴定的依据。一方面，这种短暂的将生命内里外翻、展现出针脚和线头的行为，是沙拉莫夫[4]所描述的变形试验的一种：这种试验既无意义，也无益处；既不能使用，也无法令人释怀，其唯一的功效就是摧毁观者心智。另一方面，观者内置的自我保护机制也会竭尽所能，让这些画面仅仅作为异于现实的、指向恐惧与幻想的图片和屏幕来被接受。
随着现代生活愈发深入地浸入过往（就像老式戏剧中的英雄变成大理石像那样：先是膝盖，再是腰际，继而胸口），关于过去归属权的争论就愈发激烈：谁有权、谁无权掌握开启旧世界的某把钥匙。通常而言，继承者和保护者首先是在信息或血缘上更亲近之人，比如学者、亲属、同志；在此之后，是所有视死者为自己人者。令事情变得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被篱笆圈起来的自留地中，偶尔会闯入某个此前从未在此耕作过的外人。在这种情况下，事情的进展通常会遵循遗产纷争的逻辑，外人最受非议的便是其“自我”：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该关注这些事情的，其行为绝非大公无私，而是有悖常理、心血来潮、没有根基的。人们正是这样谴责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5]的，说她生前最后几个月写下的诗歌无端地缅怀犹太人、纳粹分子和焚尸炉。对于滥用的指责高悬在记忆场上空，在其耕耘者隆起的脊背之上，在深埋于地下的潜流和箭镞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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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些人成功地在过去的领地工作，而且能够常走河边而不湿鞋，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处何地。在弗朗西斯卡·伍德曼过于短暂的一生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沉湎于过去，甚或对往事有特别关注。其父母和哥哥都是艺术家，她从十三岁起就学习摄影，至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