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喜欢如是开场的书籍、电影和故事：一个人乘车来到，比方说吧，法国穷乡僻壤的一所小房子，打开窗户，走到阳台，按照自己的品位重新布置家具。摆放好自己的书籍，钻到书桌底下给电脑插上网线，翻检着陌生的茶柜，选择心仪的茶杯。初次沿着林间小路走向村子，购买乳酪和番茄，坐在当地唯一的咖啡厅的餐桌旁，啜着红酒或者咖啡，被太阳照得眯起眼睛，返回家中。看看电视，望望窗外，读一会儿书，盯一会儿天花板。假如他/她是一位作家，那翌日就会起个大早伏案写作。
通常，这种不被打扰的幸福时刻——工作终于找到了专属的时间和场所，完全不受世间纷扰——总会被出乎意料的事件打断。在东方童话中，对于“死”有个委婉的说辞——“享乐的破坏者及聚会的搅局者”，在我看来，这是对于特定情节构思的准确描述，其永恒任务便在于打破平静的故事局面，将一切搅得鸡犬不宁，逼迫主人公滚下坡面，由此引发读者的愤慨与同情。文学与历史在这些情况下所提供的，众所周知，总是悲惨结局：女主人公没来得及写完最后一页，由于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访；男主人公未能如愿独处，因为隔壁发生了凶杀案；休息日被迫中断，因为爆发了战争。
1941年末，二十四岁的夏洛特·萨洛蒙做了一件令人费解之事。她突然离开了法国蔚蓝海岸边上的威利弗朗斯-苏梅镇，她原本和外祖父母一起住在那里的一间别墅里。当时钱花光了，外祖母去世了，她和外祖父不知何故继续被收容在那里，和其他所有曾经受人尊重、如今无所适从的德国犹太人一样。夏洛特的离去是毫无征兆的，就像人们突然站起身走出房间那样。她来到邻近的圣让卡普费拉镇，在一家名字十分典雅（LaBelleAurore[1]）的小旅馆安顿下来，从此断绝了一切故交，以何为生不得而知。她在那儿住了一年半，完全独居，创作了后来的遗世巨作——《人生？如戏？》，其内收入了769幅水粉画，并有文字和音乐点缀其间。另有一些画稿和未竟稿未被收入书中。总计1326幅水粉画，有些是画在一起的——后来画纸用完了，夏洛特便开始用废稿的背面作画。
这些画在A4纸上的水粉画创作得如此匆忙，以至于画家不得不将它们分散挂在房间四壁，好让颜料尽快晾干。画上蒙上了描图纸，上面用彩笔写着评语、题跋以及一些类似指引的东西，提示观众在注视这幅画时头脑中应当浮现出哪首曲子。音乐是具有充分权利的叙事参与者。这部画作拥有连贯的故事情节，分成三章，带有后记，甚至有明确的体裁界定——“DreifarbenSingspiel”（三色轻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