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卢比扬卡广场已经被高层建筑占据了一百年，那里先后入驻过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联邦安全局。广场上有座不大起眼的纪念碑——“索洛维茨基之石”，是从北方的索洛维茨基群岛搬运过来的一块巨石。1919年在那片群岛上建起了一座劳改营，属于苏联最早的一批，随后劳改营才逐渐多起来。
每年秋季，在规定的日子里，人们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共同的纪念活动。程序是这样的：每人会领到一张方形纸片，上面写着一位在红色恐怖年代被枪决者的姓名与职业，然后列队依次走到巨石前，高声报出纸片上的名字。这一活动会持续一整天，队伍直到黄昏仍不见缩短，尽管那时的天气往往已经很凉了。那些痛失父母、祖父母的人，交叉唤出陌生遇难者与亲人的名字。巨石旁边燃起蜡烛。去年，我年仅十岁的儿子也站在队列中间，他似乎知道自己到了哪儿，为何而来，他听着高声报出的姓名和日期，突然一把抱住父亲，失声痛哭。那个人，他说，是5月6号被杀的，在我生日那天。爸爸，为什么要这样，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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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生日真的意味着什么。比如我的外祖母廖利娅出生于5月9日，跟胜利日同一天。这个重要事实我打小就时常听人提起，几乎从我还没完全学会走路时起。妈妈喜欢回忆1945年的春天——从疏散地的回归，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礼炮，长长的宴会桌边坐满了亲人、朋友以及整栋公共住宅里的全体住户：所有这一切似乎是某种自然而然的结局，期盼已久的生日礼物。外祖母出生于1916年，但这并不重要，和共同的胜利一起，她的低调生日似乎也获得了最终的圆满，证明了自己的非偶然性。
外祖母与5月9日的天然联系历来是毋庸置喙的家族神话，以至于我直到不久前才突然意识到，廖利娅实际上出生于4月26日——按照当时的旧历推算。还有，她的父亲米沙（米哈伊尔）出生时是另一个名字。在家族档案中有一张毕业证书，上面写着“米赫尔·弗里德曼，药剂师专业”。无论我怎样努力查找，始终未能找到变身的那一瞬间，太姥爷何以摇身一变，变成了皮鞋锃亮、捧着托尔斯泰全集的年轻律师。我唯一知道的，是他给自己的大学生外甥的唯一建议：“要活得有趣。”——他本人做到了吗？
改名字对于那些经常变更居住地的人来说稀松平常。外祖父的父亲，穿着条纹西装的美男子弗拉基米尔·古列维奇，在文件上的本名是莫伊谢伊-武尔夫。他们是何时、又是如何扯下自己的旧皮囊，换上新皮囊的？米赫尔变成米哈伊尔几乎毫不费力，弗拉基米尔和莫伊谢伊-武尔夫似乎本来就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