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正沿着法语文学的阶梯攀升，从三个火枪手到莫泊桑的我来说，这一举动实在难以解释。毕竟，巴黎的机遇实在太令人目眩神迷了，绝不该被如此轻率对待。
在我四岁那年，太姥姥去世了，享年九十一岁。她比钟爱的独女廖利娅多活了两年，在那两年里，她一直在公用住宅的两间屋子里来来回回，徒劳地搜寻着自己的女儿，一会儿看看柜子，一会儿瞅瞅餐厨。后来，她开始用女儿的名字呼唤外孙女娜塔莎，仿佛家族套娃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随意调换位置，而不会影响整体意义。她坐在达洽小屋的长沙发上，穿着花里胡哨的便服，显得异常瘦小干巴，在苍白的灯光下几近透亮，但目光仍然炯炯有神，让靠近者明白，她可不是好糊弄的。啊，山岩一样的妈妈，廖利娅四十年前曾如此评价她。即便现在，当她已经化为灰烬、失去了一切重量和体积时，仍仿佛一座消散之力的纪念碑。
“难道说，我们有天也会如此衰老？这个念头令我不寒而栗。我可不想这样！大概，随着岁月流逝，想法和念想也会随之老去，否则的话也许就真没办法继续活下去了。”不知是什么让她在1914年2月给未来的丈夫寄去了几张铅笔素描的老太婆的明信片，并写下了这些话，两个星期后还特意询问，“老太婆们”到了没有。接下来便是毕业考试，再后来是两场战争，女儿的出生，g,m，疏散，女儿和外孙女隔三岔五的闹病，“医生案”（幸好未波及我们家），中风后遗症。但她年轻时的爽利和干练不仅没丢，反而更尖锐了，变成了凸起的肋骨和下颌骨，变成了粗重的眉毛，盖在那小小的、近乎孩子般的脸蛋和身体上。
在此前不久的20世纪60年代初，妈妈的一位远房表姐鲁法从莫斯科来到萨拉托夫，在波克罗夫卡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天傍晚来到家中，看见太姥姥待在黑黢黢的屋子里，独自坐在摇椅上。“姥姥，你怎么黑着灯干坐着？哪怕读读小说也好啊！”“哈，亲爱的，我一闭上眼啊，就能想起那么多的事儿，比小说上写的可强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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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晚年时她偶尔仍会唱歌。家里总摆放着乐谱（有一首非常古老的浪漫曲，不知为何是1934年打印的，扉页上是赠送者——莫斯科郊外疗养院的邻居的题词：“您的声音犹如天籁……”），一架老旧的博兰斯勒钢琴，琴键已经泛黄，最近几年愈发沉默了。表姨妈鲁法的丈夫阿利克——一位杰出的钢琴家、涅高兹[1]的高徒——时而会来萨拉托夫巡演，每日清晨便将双臂伸到钢琴的大嘴里，后者便顺从地叮叮咚咚、宛转悠扬起来。太姥姥，照实说，对于自己和他人的音乐事业完全不以为意，认为那不过是聊作消遣的雕虫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