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盼他们能够回心转意。
整个过程持续了很久，比之前预想的要久得多：德国方面的许可直到四年后才批下来，而我照旧不大相信，我们一家人会分开。但父母已经收拾好行囊，催促我及早决定；但我哪儿也不打算去。别的暂且不说，周围的生活正让我觉得分外有趣，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由我开启了，如一扇半开的门。对父母而言显而易见的那些东西，我没法看清楚，好像眼睛不够用似的。而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故事，想要上岸了。
于是便启动了颇类似于离婚的程序：他们走了，我留下了，彼此都明白，却谁也没说出口。被掏出的房子内脏、书籍和物事也全部分成了“走”或者“留”，普希金和福克纳被装进了纸板箱，等待邮寄。
让妈妈耗时最久的是家里那些老物件。根据当时从苏联继承下来的法律，任何有年头的东西，无论是否为家庭所有，想要运出俄罗斯国境，都得有一份“无价值证明”。这个贩卖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名画的国家似乎打算确认，别人家的私产不会从它这儿流失。太姥姥的杯子和戒指被拿去鉴定，连同那些我如此挚爱的古老明信片和照片。它们本来的顺序被打乱了；妈妈信不过我的记性，一张一张做上标记，一摞一摞分好。她将挑选出来的那些放进一个大大的、带有曾经十分流行的日式压花的相册里。相册扉页用法语斜写着：“萨拉存念，米佳敬赠。”
那里聚集了所有人，所有她记得姓名，并且认为有必要将其带到即将起航的方舟之上的人。太姥姥的同班女生们跟一些不知名的大胡子们比邻而居；还有一个脸蛋红扑扑的婴儿，是那位“伦敦的姑妈”所生的孩子，据说这位姑妈在国外曾与大名鼎鼎的克伦斯基[2]过从甚密；生前不大和睦的婆媳别佳和廖利娅住在同一页；里面还夹着我上小学时的校园卡；科利亚爷爷坐在某个久远的山坡上发呆；还有我们先后养的两条狗——卡里哈和利娜；二十岁的长大成人的我也在里面，在最后几页，被郑重其事地夹在萨哈罗夫院士[3]和亚历山大·梅恩神父[4]的报纸画像之间。我们所有人，包括萨哈罗夫院士在内，均被列进了一个长长的、由父亲手书的名单——“朋友，亲戚，家人（1880—1991）”。
父母是坐火车离开的，在1995年温暖的四月。大自然一派生机勃勃，白俄罗斯火车站（曾经的布列斯特火车站）头顶的天空蓝蓝的，懒懒的。当火车远去，转过弯道以后，我们，留下的人们，转过身，沿着月台往回走。因是周日，人并不多，我一直在酝酿着是否号啕大哭一场，突然发现一个腆着啤酒肚的男人正站在电气火车门旁瞅着我，绕口令似的嘟囔了一句：“赶跑犹太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