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话才使她从梦中惊醒，他问她在这儿干什么，她说她找工厂找错了门。老人告诉她那家工厂应该在哪儿，她又返了回来。之后她在单身宿舍躺了一个星期，和谁也不开口说话。只在同屋女工上班时她才挣扎着起来吃一口红糖，因为她只记得产妇对于红糖的特殊需要。她对陶又佳说：她手指甲的凹凸不平和上面的暗红色斑点就是自那时开始出现的。
遗憾的是白已贺只在令人艳羡的公安局呆了三个月便被开了下来。因为他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向公安局举报说，据一名受街道管制的孤儿院修女交待，白已贺是孤儿不假，可他的父亲原是国民党一个下级军官，淮海战役时死在前线，母亲又嫁了别的军官，所以白已贺才成了孤儿。这么一来白已贺不仅被解除了公安局的职务，他连工厂也没能再回。白已贺在社会上转了一圈又归属了街道办事处，办事处的几个老娘儿们看他为人还算老实，就安排他进了一家街道小厂，和一些街道妇女在一块儿制作缎面绣花鞋。那时候中国的女性是不可能穿绣花鞋的，她们手工制作的绣花鞋是上缴外贸作为出口的专用。
就在白已贺每天早晨按时按点走进街道小厂的破平房，把自己陷在鞋底、鞋面之中，听着妇女们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篇时，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历史性变化：被称为当时中国祸根的“四人帮”垮了。时隔不久，社会又开始按照自身规律运转起来，丘晔的父亲也官复原职，仍然是这省的副省长，丘晔自然就不再做她的翻砂工人，她被调到省z.府机关，后来还坚持读完夜大取得文凭，转成了干部。当白已贺得知丘家父女的变化时，便又找到了他们。他鼻涕眼泪地跪在他们面前，说他是多么后悔多么愚蠢。他又把当年丘晔跪在地上求他的动作用在自己身上重演了一次，他甚至发挥了这些动作：他不仅跪在丘晔面前抱丘晔的腿，他竟然能跪在副省长面前抱副省长的腿。他这种样子使副省长非常恼火，副省长从白已贺的臂弯里抽出自己的腿，厌恶地说：“这是个什么？”说完就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副省长深知女儿受过的屈辱。
白已贺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位省级领导对他的形容，他不说“这是谁”却说“这是个什么”，好像他不是人他是一种属性不详的东西。白已贺大概也永远记住了当他被副省长责问过“这是个什么”之后是怎样从地上爬起来的，那个时刻叫他明白了其实下跪并不是人类最难的事情，因为下跪者如果由于下跪而得到了他所期望的，那爬起来的过程就会在下跪者兴高采烈的心绪的支配下不知不觉地完成。反之，下跪者下跪之后却遭到鄙视和不齿，他那从地上爬起来的过程就将是昏天黑地的漫漫征程，那征程可能汇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