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涉及的思维方式并不罕见。从最早的时候起，这种观念就一直存在：罪恶和不幸可以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万物有灵论思维会将精神和物质世界混为一谈。如果一堆木头可以从一个人的背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背上，为什么不能转移一堆悲伤或内疚呢？
如今，我们可能会将这一心理过程标记为投射（projection）。我能够在他人身上看到主要存在于自己之中的恐惧、愤怒和欲望。要为我们的不幸负责的并非我们自己，而是他人。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也有许多类似于“代人受过的人”（whipping-boy）、“迁怒于狗”（takingitoutonthedog）、“替罪羊”（scapegoat）这样的表达。
正如我们将在第21章至第24章中读到的那样，替罪羊现象背后的心理过程是复杂的。现在我们关注的是在替罪羊的选择中涉及的社会文化因素。单一的心理学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群体比起其他群体更易于成为替罪羊。
在独立的六个年份中——1905年、1906年、1907年、1910年、1913年、1914年——美国各接收了超过100万移民。这导致了大量的少数群体问题，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大部分问题都自然消解了。大部分移民的适应能力都很强，并渴望成为美国人。于是他们开始融入美国这个大熔炉。到了第二代移民的时候，同化过程已经部分生效，尽管没有完全完成。如今，美国约有2600万第二代移民。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庞大的群体仍然承受着一定的（逐渐减少的）不便。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在家里使用另一种语言而不能熟练地讲英语。他们为自己的父母是外国人而感到羞愧。这种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自卑感正在加剧。通常，他们缺乏对父母的民族传统和文化所应具有的自豪感。社会学家得到的证据表明，第二代移民的犯罪率和其他社会失范的比例相对较高。
然而，大多数从欧洲移民而来的心理层面的少数群体，在美国灵活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中都过得还算顺利愉快。他们偶尔会被当作替罪羊，但这一情况并不会持续太久。在保守的缅因州社区中，当地人可能对居住于此的意大利人或法裔加拿大人有些排斥——但这种歧视是相对温和的，能够证实存在实际,bao力行为的情况很少。另一方面，他们与其他少数群体（犹太人、黑人、东方人、墨西哥人）的对立更为显著。主流群体的人们会说，“我们永远不会将你们接纳为我们的一员”。
正如我们无法清楚判断出一个群体在何时被当作了替罪羊，而何时没有，我们也无法找出一个明确的法则来概括替罪羊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