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是被受害者家属激怒，觉得他们“不听话”，因而要加大恐吓的力度以显示自己的权威性；第二类则是反社会人格者，籍由伤害、虐打、威胁无法反抗的人获得兴奋和自我满足；第三类则是和受害者或者家属有私人恩怨的，才在得手之后，非但不急着要钱，反而要通过不停地折磨受害者以报心中怨恨。
“刘阳和王庭兰两夫妻那儿，有没有问出什么线索来？”
沈遵一口喝干一只纸杯里凉透了的黑咖啡，瞪着通红的双眼，给留守在刘家别墅的警官拨去电话。
“没有。”
警官哑着嗓子，声音里充满了疲惫：“他们看了那两张素描图，都说没见过图上的男人，而且他们俩想来想去也没想起认识那么一个右手背上有烫伤的人。”
刘阳收到的恐吓邮件录音这次总算没有再流出去,但录音里的内容却清晰地显示出，被绑架的小孩儿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他不仅被割掉了一只耳朵,而且还遭到了绑匪的虐待和毒打。
从绑架案移交到他手里那会儿开始,沈大队长和他手下的刑警们，几乎每个人都没有阖过一分钟的眼，人人都熬得金睛火眼,胡子拉碴，即便是在十二月的隆冬时节，四处奔波下来，身上的衣服也早就被汗水浸透，湿了干、干了又湿,这会儿都馊得不像话了。
沈遵将抽空的香盒团吧团吧丢进垃圾篓里，身上从路过的一个男警的前襟口袋里搜出烟盒,点燃抽了一口,嫌这个牌子的烟味太淡了，将剩下的半盒烟丢回给那警员，无比烦躁地抓了抓自己油腻腻的头发。
“已经快三十个小时了，绑匪还没提出赎回肉票的条件吗？”
有人摇了摇头,“没有，刘阳的邮箱再没动静了。”
警员说着，站起身，往无人处走了几步，拉开一段距离之后，才压低声音回答：
“至于说刘阳他们得罪过的人，这名单可就有点儿太长了，光那俩夫妻自己琢磨出来恨不得搞死他们一家的，就有十七八个人，而且不少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一个个排除下来，没个十天半个月那肯定弄不完。”
沈遵原本想从第三个可能性入手，从私人恩怨方面找到最有可能策划这起绑架案的嫌疑人，但听到同事的回答，就知道这路线怕是一时半会
“×他娘的全家！”
沈遵狠狠地一拍桌子。
但凡有点儿经验的刑警都知道,那种只为求财的绑匪,一般会在肉票到手之后，迅速转移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然后联系被绑者家属,提出赎金要求。
一般这个时限，常常会在三到五小时以内，即便是比较长的，也大约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内。
而那些迟迟不提出赎金要求，反而反反复复寄送伤害受害者的证据，从而向受害者家属施压的绑匪，则通常分为三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