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规划,有些甚至上升到国家战略,比如长三角体化、京津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再比如,地理阻隔不利沟通,但随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行政区划也可以简化,比如撤县设区。此外,理解方言和文化多样性,也就理解推广普通话和共同文化历史教育对维护国家统重要性。
当然,无论是人口密度、地理还是语言文化,都只是为理解行政区划勾勒个大致框架,无法涵盖所有复杂情况。其,人口密度变化频繁,但行政区域调整要缓慢得多。虽然些人口流入地可以“撤县建区”来扩张城市,但人口流出地却很少因人口减少去裁撤行政单位,般只是合并些公共设施来降低成本,比如撤并农村中小学。其二,古代行政区划除“随山川形变”外,也遵循“犬牙交错”原则,即为政治稳定需要,人为打破自然边界,不以天险为界来划分行政区,防止地方势力依天险制造分裂。元朝在这方面走极端,设立行省面积极大,几乎将主要天险完全消融在各行省内部,但效果并不好。其三,方言与文化区域经常被行政区划割裂。比如客家话虽是主要方言,但整个客家话大区被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分割。再比如有名苏南、苏北之分:苏州、无锡、常州本和浙江样同属吴语区,却与讲江淮官话苏北道被划进江苏省。行政交界地区经济发展
国经济中有个现象:处在行政交界(尤其是省交界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省级陆路交界线共66条,总长度5.2万公里,按边界两侧各15公里计算,总面积约1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六分之。然而,在2012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却有超过半位于省交界处,贫困发生率远高于非边界县。(15)
这俗称“三不管地带”现象,也可以用公共物品规模效应和边界理论来解释。首先,省之内以省会为政治经济中心,人口最为密集,公共物品规模经济效应最为显著。但几乎所有省会(除南京和西宁外)无临近省边界,这种地理距离限制边界地区获取公共资源。其次,省边界划分与地理条件相关。诸多省界县位于山区,坡度平均要比非省界县高35%,不利于经济发展,比如山西、河北边界太行山区,江西、福建边界武夷山区,湖北、河南、安徽边界大别山区等。再次,省界划分虽与方言和地方文化有关,但并不完全重合。省之内主流文化般集中在省会周围,而省界地区往往是本省非主流文化区,其方言也有可能与主流不同。比如江西、福建、广东交界处客家话区,与三省主流赣语、闽语、粤语都不相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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