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博弈结果错当成博弈过程。其实即使在今天，中央重大政策出台
背后，也要经过很多轮征求意见、协商、修改，否则很难落地。成功政策背后是成功协商和妥协，而不是机械命令与执行，所以理解利益冲突，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是理解政策基础。
广东当年提要求中有
条，“以1993年为基数”。这条看似不起眼，实则大有文章。地方能从“税收返还”中收到多少钱，取决于它在“基年”增值税收入，所以这个“基年”究竟应该是哪年，差别很大。中央与广东谈判是在1993年9月，所以财政部很自然地想把“基年”定为1992年。时光不能倒流，地方做不
假。可旦把“基年”定在1993年，那到年底还有三个多月，地方可能突击收税，甚至把明年税都挪到今年来收，大大抬高税收基数，以增加未来税收返还。所以财政部不同意广东要求。但为改革顺利推行，中央最终做妥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用1993年做基年。这个决定立刻引发第四季度收税狂潮，根据项怀诚和刘克崮回忆：
（项怀诚）实际上，9月份以后确实出现这些情况。在那年，拖欠多年欠税，都收上来。些地方党政领导亲自出马，贷款交税，造成1993年后4个月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
（刘克崮）……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0%、90%、110%和150%，带动全年地方税收增长50%～60%(10)。(11)
由于地方突击征税，图2-3中增值税占地方税收比重在1993年出现明显反常尖峰。这让1994年财政陷入困境，中央承诺税收返还因为数额剧增而无法到位，预算迟迟做不出来。这些问题又经过很多协商和妥协才解决。但从图2-3可以看到，当2001年推行所得税分成改革时，突击征税现象再次出现。
企业所得税是
国第二大税种，2018年占全国税收收入23%。2002年改革之前，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上缴：中央企业交中央，地方企业交地方。地方企业比中央企业多，所以六成以上所得税交给地方。地方z.府自然就有动力创办价高利大企业，比如烟厂和酒厂，这些都是创税大户。20世纪90年代，各地烟厂、酒厂越办越多，很多地方只抽本地牌子烟、喝本地牌子啤酒，这种严重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形成全国统市场，也不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在2002年所得税改革中，除些特殊央企所得税归中央外，所有企业所得税中央和地方l*s分成（仅2002年当年为五五分）。为防止地方收入下降，同样也设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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