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人种•阶级
当我们与他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沟通，或者想要放弃去理解的努力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终归人种不同，没办法。”
像我这样的人，看着男人们，有时忍不住想唧咕——怎么回事，真不敢相信是同一种生物，终归人种不同。
每当“婴儿潮一代”[1]被笼统地当作一个整体来谈论时，我一直坚持说这一代男人和女人“人种不同”。这是忠实地坚守“浪漫恋爱”信念的最初也是最后的一代，可这一代男女配偶的结局却是同床异梦。1960年代后半期，在男女择偶行为中，“恋爱结婚”的比例第一次超过“相亲成婚”，在父权家庭中长大的这一代男女，热烈向往自由恋爱的结婚，并付诸实践。没有任何人强迫，明明是自己挑选的人，可是，那时自己“爱上”的，就是眼前这个“外星人”吗？——一定有不少的妻子，是怀着一种落寞萧索的心情在望着饭桌那头的丈夫的脸吧。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Said，1978〕一书中指出，把对方当作不可理解之物(异人/异物/异教徒)，将之从“我们”之中放逐出去的方法(亦称“他者化”)，有“人种化”和“性别化”两种，这两种方法互为一体。即，“东方”等于“女人”，这里的“东方”是“异国(异乡)”的别名，“东方主义”是将与自己不同的社会他者化的方式。
萨义德将“东方主义”简明地定义为“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东方主义”，就是关于东方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它是什么的西洋人的幻想的别名。因此，无论知道了多少东方主义，对真正的“东方”还是一无所知，知道的不过是西洋人头脑中的东方。
最脍炙人口的“东方女人”，应该是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女主人公。对，在东方主义的视野中，日本就是被表象为“蝴蝶夫人”。用现在的话来说，蝴蝶夫人就是单身赴任的驻外人员的当地妻子，她的情人接到本国的调令后把她体面地抛弃了，但这个不甘死心却又软弱无力的女人，日复一日望着大海，沉溺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你一定会来接我”的幻想之中，无需赘言，这个幻想，不是蝴蝶夫人脑子中的幻想，而是创作出蝴蝶夫人这一形象的普契尼的脑子中的幻想。
对于西方男人，没有比这更舒适方便的幻想了。对方是不能理解的他者，这意味着，那既是充满迷幻魅力的快乐之源，又是不会给自己带来丝毫威胁的完全无力的存在，对方不但作为诱惑者主动委身，还在自己离去之后毫无怨恨地继续爱慕自己。对“被我抛弃的那个女人”所怀有的一点点心痛的感觉，也因女人的爱的伟大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