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日本女性学，当然不能只谈上野，但肯定不能不谈上野)。
上野可谓持久而高产的学者，自1982年到2014年，个人著述达三十三部、合著达三十种以上，此外还参与了多种重要的社会学、女性学等大型丛书的编集工作。在此，让我们粗略地看一看她这三十年间的学术轨迹，作为社会学学者，上野的学术起点是对女性家务劳动的研究。受到英语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说的影响，将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劳作定义为“再生产劳动”“无偿劳动”，使家务劳动得以“可视化”，并将“私(家庭)”与“公(市场)”两个领域连接起来。这方面的代表作为她编著的《阅读“主妇论争”》两卷(《主婦論争を読む全記録I、II》1982)和用十年时间完成的《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家父長制と資本制——マルクス主義フェミニズムの地平》1990，汉译本有台湾时报文化1997)。此书堪称奠定上野学术地位之作，一九九三年，她被聘为东京大学社会学讲座副教授。对家务劳动这一主题的关注，进入二十一世纪，延伸扩展为对老人护理问题的研究。面向大众的《一个人的老后》（《おひとりさまの老後》2007。汉译本有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成为畅销书；厚达五百页的大著《护理的社会学(《ケアの社会学》2011)，则是她最新的学术代表作。这一系列的著述，体现出她的理论建构水准和依据实地调查数据的实证精神。
在1990年代，上野的研究大致可分两个方向。一个是对恋爱、性、家庭等近代机制的解构，另一个是对女性运动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前者主要依据福柯的理论，将被视为“自然”“本能”的性/性别/恋爱/家庭等观念还原到历史语境之中，探究其“近代之起源”，带有浓厚的“后现代”色彩。代表作有《近代家庭的形成与终结》(《近代家族の成立と終焉》1994，汉译本有商务印书馆2004)、《发情装置》(《発情装置——エロスのシナリオ》1998)等。1990年代的另一个方向，也是上野在此时期最为用力的课题，则是对“国家”的思考。这个问题始于一九九一年三位韩国原慰安妇对日本z.府的战争犯罪的控告。作为一名日本女性，应该如何回应邻国女性对自己所属国家的控诉？上野的思考，结集为《民族主义与性别》(《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1998)一书。面对这一沉重的课题，她先回顾了战争期间女性运动协助“国策”的历史，即日本女性作为“加害者”的历史，然后呼吁一种超越国境的女性主义。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上野对国家机制的批判更为彻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