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办公人越来越多,家庭内部夫妻关系也发生再调节。在此之前,丈夫是100%生产者,妻子是100%再生产者。上文已经阐述过,这叫作职工·主妇体制。“二战”结束后,这体制在日本确定下来,也称为家庭战后体制。其实这样家庭在日本只出现不到半个世纪而已。
现在,们
有个选项是亚洲模式,也就是靠奶奶、外婆。但是由于代际分隔,现在这种模式变得越来越困难。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得知,现在日本既不存在照护公共化选项,也不存在市场化选项。为此,女性就不得不承担所有照护负担。而背负着照护负担女性,又因此成为劳动市场底层。
在国外解释“日本女性地位为何如此之低”时,这样表达会很容易让人理解:
“在日本,性别问题相当于其他社会人种问题和阶级问题功能性等价物。”
只要这个结构不发生改变,日本女性就无法得到与男性同等工作环境。由此可见,谁来承担照护责任其实是个很重要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中照护变化,“二战”后家庭体制变化之时
谁来承担照护责任呢?有本名叫WhoCares?书探讨这个问题。所谓“WhoCares?”,其直译为“谁在乎呢?”(也就是完全没问题),采用这句话作为标题,暗示这个问题在此之前直被人们忽略。照护不是免费,生养孩子其实很辛苦——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女人就不再愿意生孩子。此书正是将这个问题“可视化”著作。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照护实现“可视化”。今时今日,几乎所有家庭都是双职工夫妇,如果全国统停课,孩子都待在家里,就必须有个人留在家中照料。那,谁来照顾孩子?面对这个问题,几乎无例外,都是女性放下工作回家照顾。因为停工,家庭收入相对减少,于是又有“休业补偿金”。换言之,新冠肺炎疫情使“照护可视化”,让人们意识到在家照护并不是免费。
社会学家落合惠美子在WAN网站上发表篇名为“《新冠与性别问题》”文章,副标题为“待在家里不是免费——家庭及亲人负担照护可视化及其支援”。多亏新冠肺炎疫情,这问题才终于“可视化”。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也激发积极变化。譬如人之所以要上班通勤,是因为职住分离。正因为职住分离,人才要在中间来往通勤,如果职住致,就不用通勤。新冠肺炎疫情应该不会永远持续,待其有所平复,希望些事情能回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状态,些事情则不要回到原来状态。不希望恢复原状事情之,就是通勤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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