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两章所述，z.府思维中存在着巨大的性别数据缺口，导致z.府制定的政策以男性为中心，且损害了妇女的利益。之所以出现这些数据缺口，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未能收集到数据，但同时也是因为男性在世界各国z.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我们未必认为男性主导的z.府本身就是一个性别数据缺口，但至少有证据表明，女性视角是很重要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的几项美国研究发现，女性更有可能将女性议题作为优先事项，更有可能支持发起女性问题法案。[1]在英国，最近一项对女性议员自1945年以来在议会产生影响的分析发现，女性更有可能谈论妇女问题以及家庭政策、教育和照护的问题。[2]一项分析[3]研究了1960年至2005年间19个经合组织国家[4]的女性代表及其产生的影响，发现女性政治家更有可能着手处理涉及女性的问题。
经合组织的研究还发现，女性的言论会转化为行动。由于希腊、葡萄牙和瑞士的女性政治代表人数增加，这些国家的教育投资也有所增加。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爱尔兰、意大利和挪威女性议员的比例下降，这些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也相应下降”。研究发现，哪怕只增加1%女性议员，也会增加教育支出的比例。同样，2004年印度对西孟加拉邦和拉贾斯坦邦地方议会的一项研究发现，为妇女保留三分之一的席位，就能增加与妇女需求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5]2007年一份对1967年至2001年印度女性政治代表的研究论文也发现，女性政治代表人数增加10%，“个人在城市地区接受小学教育的可能性”就会增加6%。[6]
简而言之，几十年的证据表明，妇女参与政治对所通过的法律造成了切实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只是也许，伯尼·桑德斯的话并不正确，他的话是：“有人说，‘我是女人！投票给我！’光这么说可不够。”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认为这么说就够了，而是在于恰恰没人这么说。另一方面，很多人似乎认为候选人是女性就足以成为不投她的理由。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不久，《大西洋月刊》公布了一个由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组成的焦点小组的投票结果。[7]他们的主要结论是，希拉里·克林顿未免太有野心了。
这不是一个开创性观点。从安妮·阿普尔鲍姆（“希拉里·克林顿非同寻常的、非理性的、压倒性的野心”[8]），到好莱坞大亨、m;主党捐款人、“克林顿的昔日盟友”[9]戴维·盖芬（“天知道，还有比希拉里·克林顿更雄心勃勃的人吗？”[10]），再到科林·鲍威尔（“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