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的推文中最常见的词语，在2010年到2014年间，她被辱骂的次数是她的政治对手陆克文的近2倍。一名欧洲议员告诉议会联盟，她曾于4天内在推特上收到500多条强*威胁信息。[52]另一名妇女收到了她儿子的信息——“他的年龄、就读的学校、班级等——威胁要绑架他”。
有时还不“仅仅”是威胁。在议会联盟调查的女议员中，超过五分之一的人“遭受过一种或多种性,bao力行为”，三分之一的人目睹过对女同事的性,bao力行为。在2010年阿富汗大选期间，几乎所有的女性候选人都接到过恐吓电话，[53]该国的一些女议员因此要求24小时的保护。[54]阿富汗议员法齐亚·库菲2014年告诉《卫报》：“我几乎每天都在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55]一年后，她的一名女同事死于汽车炸弹袭击——这是阿富汗3个月内发生的第二起针对女性政治家的致命袭击。[56]
这种攻击性似乎随着女性政治家比例的增加而增加。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女权圣地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表明，随着女性代表人数增加，对女性政治家的敌意也在增加。[57]尤其是来自她们的男性同事的敌意。美国和新西兰的研究[58]表明，随着女性在立法机构中所占比例扩大，男性“在委员会听证会和议会辩论中变得更具攻击性和控制欲”。另一项研究发现，随着美国国会中女性比例增加（记住，国会中女性的比例只有19.4%[59]），女性在其党内获得领导职位的可能性反而更低。[60]来自美国和阿根廷的进一步研究[61]表明，女性议员人数众多“与女性所提法案通过率降低和被指派到‘男性化’和‘强势’委员会的机会降低有关”。[62]与此类似，美国的分析发现，将人权问题界定为女性权利问题，会降低男性政治家支持立法的可能性；如果一项人权法案主要是由女性提出，最终会被削弱，各州也不太可能投入资源。[63]看来，m;主——涉及女性的m;主——已经破产了。
在这种极端心理战的背景下工作，女性的工作能力难免会受到影响。许多妇女告诉议会联盟，她们会限制出差次数，确保在天黑前回家，或只有在有人陪同时才出差。[64]还有一些人进行自我审查，尤其是在谈论妇女问题时[65]（这些问题往往会招致最多的攻击[66]），有些人甚至完全摒弃了社交媒体，这样一来，她们就自我剥夺了“一个传播和讨论自己观点的阵地”。
其他人则干脆退出。亚洲和拉丁美洲针对女性政治人物的,bao力行为已经表明，与男性政治家相比，她们更不可能参加连任竞选，也更有可能在任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