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短的情况下离职。[67]一位亚洲议员对议会联盟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参与下一届选举，因为我需要考虑不要给家人造成太大伤害。”[68]与此同时，据报道，三分之一的瑞典地方政界女性政治家“因为一些威胁事件而考虑过放弃自己的职位”。[69]
女性政治家所面临的虐待也让女性更不愿意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在一个有抱负的女性领导人参与的项目中，超过75%的成员表示：“在考虑要不要担任公众人物的时候，网上针对女性政治家的性,bao力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70]在澳大利亚，18至21岁的女性中有60%的人、31岁以上女性中有80%的人表示，媒体对待女性政治家的方式减少了她们竞选公职的可能性。[71]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尼日利亚当选国会议员的女性政治家人数出现了“显著下降”；美国非z.府组织国家m;主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这可能是“在职女性所面临的,bao力和骚扰导致的”。[72]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女性代表人数减少将导致性别数据缺口，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关注妇女需求的立法更难通过。
证据很明显：当今的政治环境对女性并不友好。这意味着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竞争环境是平等的，但在现实中，与男性相比，女性处于劣势。这就是在不考虑性别因素的情况下设计制度的结果。
谢丽尔·桑德伯格在她的《向前一步》中概述了她在恶劣工作环境中的应对之道：女性要做好准备，奋力向前。当然这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不是女性政治家，但作为一名拥有公众形象的女性，我也遭遇过威胁和虐待。虽然这种观点可能不受欢迎，但我相信，我们当中那些觉得自己有能力经受住风,bao考验的人有责任这么做。威胁来自恐惧。事实上，这是一种由性别数据缺口引发的恐惧：某些男人在充斥着男性声音和男性面孔的文化中长大，他们害怕看到女性夺走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力和公共空间。除非我们填补了文化性别数据的缺口，否则这种恐惧不会消失，只有这样，男人在成长过程中才不会再把公共领域理所当然视为他们的地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这一代女性需要经历的磨难，为的是下一代女性不必如此。
这并不是说没有结构性的解决方案。以女性说话时被打断的问题为例。一项对15年来最高法院口头辩论的分析发现：“男人比女人更爱插嘴，而且他们打断女人的次数比打断其他男人的次数要多得多。”[73]这同样适用于男性律师（女性律师根本不会打断别人说话）和法官，按理说当法官开始发言时，律师应该停止发言。而且与政治领域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