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渡良濑川岸边的次数已经不下一百回，到处观察、拍照，工作日去、周末也去，白天去、夜里也去，然而我从来没在那里见过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案发当日的同一时刻出现两个穿相同衣服的小女孩的概率太低了。
此时，我已经不再信任当时的侦查工作。
其实，除了松本女士与吉田先生，还有人目击到了步行的男人与小女孩。在草坪另一端，有个小男孩也看到了这两人。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人，我从他那里问到了重要的信息。
案发当日，他和朋友在河边的浅滩处玩石头，玩得正高兴时，他回头瞥了一眼水泥护岸，看到那里站着一个男人，身边还有一个小女孩。沿着护岸往前走一点，就是人们发现小真实尸体的地方。这两个小男孩当时也被警察问话了，可是他们的证词也无故消失了。
侦查人员向法院递交的材料，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个孩子，我们立刻报了警。”
松本女士的印象并非模糊，而是肯定地说她见过这个孩子。这么重要的信息，仅靠查阅调查书根本无法获知。
采访接近尾声时，松本女士的丈夫突然对我说：“其实，我们家被记者骚扰后，我就一直想狠狠教训媒体一回。可无论我如何责难，你都默默承受，从不为自己辩解，非常了不起。我妻子以前非常害怕媒体，可我跟她说，你可以信任清水先生，说服了她接受你的采访。”他边说边点头微笑。
那一刻，在这对初次见面的夫妻面前，我有种想哭的冲动。
之后，松本女士来到渡良濑川，在她目击到两人的地方接受了我们的视频采访。她回忆了当时的证词，又画了张素描。小真实在弹珠游戏厅附近被目击到的时间是下午六点三十分左右，十分钟后，就有人在河边目击到一个步行的红裙女孩。之后，人们在这两人前往的地点发现了小真实的尸体。
一般来说，警方与检方会留存没有在审判中递交
这绝不是偶然。
然而，这么重要的证词，一年半后居然离奇消失了。DNA型一致的鉴定结果和菅家的供述让“步行”的目击证词变得多余，松本女士与吉田先生的调查书被雪藏。而松本夫妇完全没被告知菅家的供述内容，在接受我的采访之前，他们一直相信是自己的目击证词帮助警方抓到了凶手。
我拿着目击证词再次去询问栃木县警察局的前侦查队长：“案发当日，的确有个走下斜坡的男人，身边跟着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对吧？”
对方一脸不耐烦地回答道：“这个最终都没搞清楚真假。哪个案子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目击者唯恐天下不乱，随口胡说，还保证绝对没错。而且河边有的是穿红裙子的小女孩，那人看到的一定是别人。”
他的回答让我非常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