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问道:“本田教授也用了MCT118法,为何您二位的结果会有这样的差异?”铃木教授回答:“这恐怕是熟练度的差异。本田教授长期从事研究,所以有办法得出结论。对于我们之间出现的差异,我也很吃惊。”
本田教授则讲出了鉴定过程中与铃木教授通话时的内容:“我一直以为铃木教授没有用MCT118法做鉴定,可四月中旬后,他告诉我,他也紧急实施了MCT118法鉴定,菅家的DNA型是‘18-29’。(衬衣上)24虽然出现了,可是18并没有出现。于是我说,这样啊,24出现就好。”
鉴定人之间的交流是得到审判长同意的。本田教授的话证实了铃木教授也检测出了数值24。
这个事实令人震惊。
可检察官依然无视。为了捍卫科警研科学鉴定的权威,他们用法庭上那些满是数字与记号的文件,全力攻击本田鉴定。
强行认定为与凶手一致。
他们真的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吗?
第四章提到,123bpLadderMarker被指出有缺陷后,菅家与凶手的DNA型由“16-26”更改为“18-30”。
我在“饭塚事件”的判决书中发现了相同的数值:
使用123bpLadderMarker鉴定出的“16-26”型,对应AllelicLadderMarker的“18-30”型,也可能对应“18-29”“18-31”……
法庭上的检察官仿佛潘多拉,拼命想要盖上潘多拉魔盒。
他们到底想守住什么东西呢?是科警研的威信、“饭塚事件”的判决,还是“DNA型鉴定的神话”?
法庭上
29、30、31……这些数值是一样的吗?《科学警察研究所报告》中提到,替换新标记物后,旧型号可能对应两个新型号,可“饭塚事件”中的“16-26”型竟然有三个对应数值!再者,出现“也可能”字眼的判决书,真的可以作为下达死刑判决的依据吗?
如果按照“饭塚事件”判决书的逻辑来解释,那么菅家的“18-29”、科警研后来认定为凶手DNA型的“1830”、被害人小真实的“18-31”,全都成了相同的型号。
还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无论是“足利事件”中的菅家与凶手,还是“饭塚事件”中的久间三千年与凶手,采用科警研有缺陷的标记物鉴定出的结果都是“16-26”型。
真有这样的偶然吗?
检方推荐的铃木教授的证词也令人大跌眼镜。鉴定书上明明没有写,可铃木教授却说他也用MCT118法实施了鉴定。当被问及鉴定结果时,他回答:“DNA型的确显示出来了,但(由于没有标记物)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