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谈到,国家能力虽然未必越强越好,但是强大的国家能力非常重要。很多国家,正是因为国家能力的低下,出现持续的冲突、公共服务水平低下以及经济发展的瓶颈。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国家能力从何而来?为什么有的国家国家能力非常强大,而有的则软弱无力?在接下来的几讲中,我想谈谈这个问题。
这一讲,我想讨论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意外的因素——战争。
说到战争,我们可能都有会一种本能的反感。毫无疑问,战争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可以说罄竹难书。但是,一个反讽的历史事实是:在很多层面上,战争又是现代文明之母。战争加速了科技发展,远至铸铁技术的进步,近至核能源、计算机、超声波等技术的开发和发展,都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争还是现代金融之母,因为打仗要钱,在王室税收有限的情况下,各路人马不得不进行金融创新,于是有了债券,有了汇票,有了抵押贷款,有了中央银行。战争甚至还催生了现代m;主,为什么?同样是因为打仗要钱。国王要钱而王公贵族不想给,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贵族们说:行,你要钱可以,你得让我们成立一个议会,凡事得通过议会和我们商量才行。这就是代议m;主的最初起源。所以,战争加速科技进步、塑造现代金融、催生代议m;主,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的则是,战争还缔造国家。
战争推动政治结构“中央集权化”
战争缔造国家,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淘汰过程中,战争强化那些幸存国家的国家能力。当然,这个观点不是我个人的发现,而是一批学者的看法。学者蒂利(CharlesTilly)的名言就是:“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Warsmadestate,statesmadewars.)虽然蒂利的主要分析对象是欧洲国家,但是,他的分析对于其他地区同样有参考价值。
为什么说“战争缔造国家”?蒂利的这个观点发端于一个“转型之谜”:西欧国家在1500—1800年左右的这几百年时间里,经历了一个政体形态的“巨变”。什么巨变?就是西欧国家普遍从“封建体制”走向了“中央集权体制”。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类似的“政体转型”,即所谓“周秦之变”:封建制的西周,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慢慢转变为中央集权的秦朝。只不过,在中国,这件事情发生在2000多年前,而欧洲的“周秦之变”要晚一两千年,且转型的深度比中国要小得多。可以说,西欧1500—1800年左右的政体形态变化,是一个迟到的、弱版本的“周秦之变”。
从封建体制到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