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麦琪的父亲。鲜少有父亲愿意陪伴孩子学习乐器。男人总是不够有耐心陪伴孩子，麦琪父亲显然是个例外，他混迹在各种玲玲、小萍、晓燕的妈妈中间，话不多，却也爱听女人讲话。他戴着一副看起来度数很深的蛤蟆镜，个子不高，毛发也不算茂盛，腔调很特别，后来我在电影中见过不少，也许象征着特定年代的时髦、与众不同。就好像，他会别出心裁地命名麦琪为“麦琪”，而不是“玲玲”“小萍”“晓燕”。这很特别。我出生的时候，听说父亲还算高兴，他说既然生在春天，那就叫我“迎春”吧，我就叫“迎春”了。他从来没有陪同过我学习，不管是学习什么。如果名字是一个礼物，那在麦琪路附近学习钢琴的麦琪（或者会送出礼物的那个“麦琪”），以及像春花一样的我（或者像二木头一样的），似乎早已获得了神秘的、命定的祝福（都不算很妙）。
上大学那一年，我在校内网上找到了麦琪，很兴奋。我们立即交换了手机号码，开始恢复了联系。那时，手机短信一毛钱一条，我有时打“哈哈哈哈”多打了一个“哈”，就溢出了字数，变成两毛钱，但我不在乎，一毛钱不过是童年的麦琪路上的一张葱油饼的价格。麦琪真的考上了音乐学院，虽然学的是和技术无关的管理专业，我也为她高兴，她总比我洋气。而我，则完全放弃了音乐，兢兢业业做了不少“迎春”这名字的姑娘该做的事，读书、与人为善、孝顺母亲。我依然没有演奏级别的钢琴，更没有勇气看一眼琴行里的单簧管。但我是有过音乐生涯的，一段有始有终的音乐生涯，乍一眼完全看不出来的音乐生涯。念初二那年，我随电子琴交响乐团表演的最后两个作品，是《红旗颂》和《林海雪原》。那是我最后一次走上舞台，母亲给我照了相，照片里的我穿得也像支单簧管，黑色的裙子，银色的花边。这段梦幻的远古历史，在后来的网络世界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当YamahaM0XF8合成器就能扮演我们所有人的年代，电子琴交响乐团是极其荒谬的存在。尽管我从加入它的那天起，就知道它是暂时的，不成器的，还是觉得感伤。我们也曾光荣地被冠名于“贺绿汀”麾下，不知道“贺绿汀”铜像知道吗？麦琪知道我放不下，总是给我一些表演的票。托她的福，大学期间我听了不少音乐会。有一些大型演出，票很难买到，她在最后时刻，总能托人带我进场，找到空位坐下来，只是那些带我进场的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麦琪自己不来，她更想表现得像一个管理者，颐指气使，说“你看那些钢琴家都很帅，你喜欢谁，我都能帮你搞定，叫他们来演出”，尽管有些可疑，我还是宁愿为她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