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帘铁门是黑色的，冰块也不怎么白，白天经常能看到工人用钩子拖着巨大的冰块在马路上街倚移动，周末也不休息。练琴的那些年，我一直不知道那些冰块是用来做什么的。直到父亲过世，大体放在伯伯家里，床板下面就放着这样米黄的冰块，盛在红色脚盆里，我才又想起了小时候乌鲁木齐路上雨天甜滋滋的气味，我和麦琪想象的晒干的蝌蚪，和大冰块摩擦上街倚时“噌噌噌”的声响。父亲得的是喉部肿瘤，医生说和他长期吸烟有关系（他的确不喜欢做拉链，他只喜欢抽烟和我母亲）。病程发展得很快，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每秒钟都濒临窒息。他一直按病床的呼叫铃，要动手术。医生安慰他，今天是礼拜六，要礼拜一才能动手术。他就平静了下来。但他没有等来他的那个礼拜一。我并不算太难过。但他变凉之后，我焐热过一阵他的手。一小会儿而已。
父亲生病之前，我一年见一次他，他会炒一个年糕给我吃，问问我母亲怎么样。他不老，也没有真的老过。我只记得他的嗓子越来越嘶哑。他是不需要音乐的人，不可能唱歌的，他说话都不太像别人说话。他一说话，就会令我想起用皮鞋来拉琴的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但这种联想让我感到不安，我自觉这种联想太陌生了，很可能是不应属于我、不应属于我们父女之间的联想。我早该提醒他去看医生的，但我不敢说，我们根本没什么话可说。在父亲的葬礼上，我还意外地见到了母亲的爱。她原来（显然）是爱父亲的，这和我想的不一样，真令我感到心酸。母亲没有哭得死去活来，相反像被这段变调给震住了。母亲说：“你爸爸小时候会躲在一楼半的夹层里等我放学。他一直这么弓着，后来人就长僵掉了，没有再长高了。我嫁给他的时候，别人都觉得他肯定很有钱，他怎么可能有钱，他就是个拉链厂的工人，还不是很会的。现在他死掉了，怎么比僵掉还要小这么一点？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病得剩那么小的呢？”旁边有人怪母亲不应该和父亲离婚，也有人说不是母亲的错。然后母亲就哭了，和揍我时的哭泣完全不一样，而是像小说里写的，“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这种沉静的悲伤，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失去了父亲，父亲还带走了一部分真实的（眼泪可以像滚瓜一样的）母亲。我好像远不及母亲爱他。好在母亲也从未教育我例必要爱他。父亲在我的生命里，就像一个半音。一个好像离我很近，却总是悬挂的、总到不了主音的……一段坚硬的黑色的存在。童年时，我可以用到它，也可以不用。非要用到它的时候，它却喑哑着，隐喻般残损。现在，我是真的用不到它了。八度之间，我什么键都用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