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只是旧了一层,像用久了的家具,不够体面,但有种亲切劲儿,让人不忍心嫌弃。司机把车开得很快,转弯处她身子歪倒,倚靠在母亲身体侧面,特意多靠一会儿,再慢慢直起身子。她几乎不说话。司机是家乡常见的那种爱用闲聊让耳朵忙碌的人,他用纯粹的乡音跟母亲聊天,评论到某个本地刚落马的腐败高官,用了一个方言词,“不够揍”。
母亲点着头,又把那词重复一遍,表示称赞这词用得切。她一下没听懂,思绪一顿,去回忆那个词的意思。其实每次回家,都是从坐上火车那一刻开始的,像彩排,或模拟考,满车厢共享终点站的人也共享籍贯与口音,人们互相打招呼,打听居住地和出行事由,口音以彼此为酵母,痛快淋漓地膨胀。大部分乡音像不体面的内衣,在腰间皮筋上印一圈牌子拼音。在她工作的城市,人人都把口音藏得严实,像用漱口水和口香糖掩藏口气。
每次她回到这样乡音肆虐的空间,都有奇异的感觉,仿佛清晨出去跑步之后,又回到光线昏暗、空气热浊不新鲜的卧室,一阵不适,一阵无法抗拒的亲切。她也想以乡音说话,又怕生疏了,弄得不伦不类。
继父杨器和他那一口教师水准的普通话在防盗门后等她,她们走到倒数第三级楼梯时,门忽然开了,准得像蓄谋的埋伏。继父笑得很焕发,像所有沉溺家庭生活的男人一样,穿着手织毛裤和毛背心,毛裤膝盖处撑出两个鼓包,他搓着手说,粒粒,欢迎回家!
她说,杨叔好。一瞬间,她有个很舒服的错觉:她们是来走亲戚的客人,坐一会儿就能走了。但母亲说,老杨,快来提箱子呀。
跟继父说话,母亲会把带点乡音的口音换成普通话。这个习惯是他们谈对象时确立的。很多事和印象一旦成形、固定,就很难改动。你第一次见到某人,他戴着眼镜,日后再见面,如果他不戴眼镜,你就会怎么看怎么别扭,替他觉得眼睛四周空得奇怪。母亲第一次见杨器,被他带得不由自主全程讲了普通话,此后她就必须给口音戴着矫正套了。
粒粒走进屋里。这就是新夫妇卖掉各自原住处,合资买的新家,两室一厅,墙上挂着两轴灰绫子裱糊的字画,铁艺吊灯里灯泡都是新的,一点阴翳也无,一切晶亮洁净,有种振奋而美好的意图。继父把箱子提进来,贴墙放好,笑道,粒粒,觉得我跟你母亲布置得怎么样?他的银发在吊灯的稻黄色光里闪动。
继父绝不是故事里的反派,相反,他像是电影里无可挑剔到只能不幸横死的正派配角。工作上,他在市重点中学当了三十年历史教师,奖状拿了一尺高;私生活方面,他伺候糖尿病妻子八年,是任劳任怨的模范丈夫,妻子去世,他又做了七年洁身自好的模范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