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史论和斯宾格勒(Spengler1980)在“一战”后提出的以四季交替作类比的文明兴衰论，但是一旦走出了阴影，各种带着制度自信的进步史观在西方的影响力就会马上回升。历史记忆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中其实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循环史观也影响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验层面的研究。比如，奥尔森分析了为什么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控会随着承平日久不断增强，从而成为国家衰亡的原因(Olson1984)。此外，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理论(Wallernstein1979；2007)，保罗·肯尼迪(Kennedy1987)的大国兴衰理论也都有很强的循环史观的意味。特钦(Turchin2003；TurchinandSergeyNefedov2009)从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1332—1406)的理论出发，提出前现代帝国势力消长受到两个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一是凝聚力周期，即凝聚力大的国家会在国际竞争中胜出，但承平日久则会使得一个国家的精英凝聚力降低和衰败，并被一个凝聚力正在增强的国家所取代，如此以往；二是人口周期，即人口增长导致政治动荡和战争，战争导致的人口下降带来了政治稳定，政治稳定又带来了人口增长。近几十年来美国忽视国内民生，但却到处输出m;主和搞“人道”干涉，到头来给自己惹了许多麻烦，严重削弱了美国在世界上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由此导致的普遍悲观情绪使特钦20年前发表的观点在当今美国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循环史观对社会结构/机制、社会行动者和行动者手中权力的重要性的理解，可以说是介于进步史观和多元史观之间。循环史观下的历史没有前定目标，却有规律可循。循环史观同时认可社会结构和行动者手中权力的重要性，但是所强调的却是某些结构/机制性力量或者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所能起到的反向效果，而这些反向效果恰是非预期的后果。循环史观不会否定历史转折点和分水岭事件的重要性，但在循环史观下，转折点和分水岭往往只是前期反向作用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而形成的质变。最后，循环史观虽然认可社会行动者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它却不庆祝权力，因为循环史观看到的不仅仅是社会权力所产生的力量，同时也看到了其阴暗面和由此造成的非预期后果。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循环史观给人类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性比进步史观要小得多，而相比于多元史观来说则多了一层谦卑和智慧。
社会权力的性质和历史的时间性
西方人提出的各种循环史观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