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步也没有目的，并同时强调历史人物、转折点、分水岭事件和历史意外等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Abbott2001；Sewell2005)。如果我们把坚持进步史观的学者称为结构/机制决定论者，那么坚信多元史观的学者则可以被称为行动者/过程决定论者。
持多元史观的学者一般会认为结构/机制性力量只能形塑非常局部的社会现象，而社会行动者的行动以及由此造成的转折点和分水岭事件，也可能形塑长时段的历史形态。在多元史观下，前者失去了本体意义，后者却有本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如果说进步史观忽视了社会权力/力量的重要性，多元史观则把社会权力/力量对于历史进程的重要性放到了中心地位。但是，持有多元史观的学者却会忽视不同社会权力的不同性质，以及各种结构/机制性力量如何限制或者放大了不同社会行动者的权力等问题。因此，对于那些对多元史观抱有强大信念的美国人来说，听到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选举时所喊出的口号“是的，我们能够”(Yes，wecan)，就会激动不已。
多元史观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各种进步史观方面产生了积极意义。在历史学领域，多元史观引导历史学家去研究各种历史，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但是在更高的层次，多元史观至少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随着历史知识的日益丰富，我们对历史的时间性的理解反而变得日益破碎，造就了一个只长知识不长智慧的年代。比如，当代西方历史学被分割为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科技史、教育史、宗教史、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性别史、法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领域，并且每个领域的内部又有更细的分割。历史学的研究议题在变小，议题覆盖的时间段也在变短。在这一趋势下，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不再有全局观。第二，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这类研究很难回答这样的诘难：既然历史没有规律，我们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诚如休厄尔所说，当历史学家“愉快地把结构决定论扔到一边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改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Sewell2005，49)。历史虽没有前定目标，但是却遵循着多种结构/机制性的规律。
(3)循环史观
循环史观是在亚伯拉罕诸教兴起之前整个欧亚大陆和北非所共享的一种古老的时间观。个中原因很简单：古人所能看到的大多数时间性现象，从日落日出、四季循环到代际交替都具有循环性。在西方，循环史观盛行于基督教诞生前的希腊罗马。近代以来，西方人一悲观，循环史观就会回潮，比较典型的有尼采(Nietzsche2001)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