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权力的性质而造就的历史高度多样性当成了全部事实。
但是在给定的时空中，群体中不同个体的观点有时会非常接近，或者说某一意识形态会在给定的时空中能占据上风，甚至绝对上风。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可千万不要认为这一占据着主导的意识形态更接近事实或真理，或者更能代表人类发展的方向，从而产生盲目自信，而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寻找非意识形态性的力量在背后发挥的作用：一是主动强制，即来自强制性力量（如国家）或者半强制性力量（如教会、学校、传媒）的规训和灌输；二是被动强制，即重大灾害或冲击后形成的短暂共识，比如“二战”后大国之间形成的和平共识、苏联解体后形成的自由m;主共识，以及今天在受到第三次m;主浪潮伤害的国家中形成的反西方m;主共识。
以上分析看似简单，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永远也不会真正懂得并从中接受教训。我们有个通病：每当看到某个宗教（特别是自己信仰的宗教）的影响飞速增长或者在某地区获得主宰时，我们就会误以为该宗教的教义比其他宗教好（反之就会以为该宗教的教义不如其他宗教）；每当看到某一世俗意识形态（特别是自己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在世界上占据了上风时，我们就会误以为该意识形态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反之则会认为该意识形态只是个误区）；每当一个国家刚获取了一点成功，该国的精英和民众都会对自己国家的体制和文化信心爆满（反之则会把自己国家的体制和文化看得一无是处）。远的不说，第三次m;主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之初，没有人能指出其兴起与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真理性、是否更符合人性毫无关系，而主要原因是在苏联和东欧威权统治失败后，东欧知识分子形成了短暂的m;主共识（被动强制），以及美国作为苏联解体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世界到处输出m;主（主动强制）。
(4)政治权力的时间性，以及它与意识形态权力结合后的时间性
以上的分析显示，意识形态权力所带来的一些机制性性质是历史高度多样化的时间性一个重要源泉，而国家作为一个最为重要的政治权力的代表，则是造就各种意识形态在时间过程中消长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强制性力量。要更全面地了解历史的时间性，我们就必须了解政治权力的性质，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历史具有重要的结构化作用的各种机制性因果关系。
理想型的政治竞争在现实世界很难找到相近的例子，但是如果存在一种不能依靠任何组织和资源，以及不能诉诸意识形态的总统竞选，那么该竞选就接近于理想型的政治竞争。理想型的政治竞争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