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清晰的输赢准则（如果竞选只有一人能当总统，没选上的人应该知道自己失败了），因此能促进工具理性文化在社会层面的增长。但理想型的政治竞争不会促进社会的积累性发展，因为它与物质生产没有关系。一个进一步的关乎历史的时间性的因果推论就是：如果理想型的政治竞争在某个社会占据主导，该社会的积累性发展就会放缓。
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它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力量相比会占据一定优势。这是因为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不具有强制性，而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在直接对抗的情况下，政治行动者会占上风。我们可能会说军事权力也具有强制性，但是军事行动者并不具有统治合法性（马上能打天下，不能治天下）。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供公共物，而提供公共物的能力（绩效）则构成了政治的重要合法性基础。有人会说军事行动者也可以提供公共物，但如果军事行动者能常规地为所控制的地方提供治安、法律和防御等公共物，他就成了政治行动者了。因此，政治权力在历史进程中有着很强的主导和吸纳军事权力的倾向，以至于在韦伯的理论中，军事权力就被简约成了政治权力的一部分。政治权力所占的优势对历史进程有多重的结构化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家作为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政治行动者，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巨大，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着不断走强的趋势。
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力量不断走强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提供公共物的功效。如果提供公共物的能力是国家唯一的合法性基础，基于工具理性的交换关系就会主导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民众认为国家没有能很好地提供某些公共物，他们马上就会不满，由此造成的政治不稳定就会严重削弱国家的政治力量（赵鼎新2016）。国家权力能在历史进程中走强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家能利用意识形态为其提供软实力，或者说一个更为稳固的合法性基础。要想把某一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基础，国家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就会选择与给定时空下的某些意识形态行动者结盟。我在前文中已经说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只有与具有强制性和半强制性的力量结盟后，才能得到飞速扩张。因此，作为意识形态行动者的教会、寺庙、学院，大多数都会很愿意与政权结盟。毛**曾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描述知识分子的属性，应该说这是一个抓住了意识形态权力的性质和意识形态行动者的性质的洞见。但在另一方面，不同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不同的合法性叙事，也定义了一个国家的性质和国家—社会关系。古代世界的不同文明、当今世界的不同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