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权力来源所能产生的两两组合中,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的组合对历史发展来说具有一定主导性(primacy),但这主导性并不绝对。因为当这两个权力来源的具体组合(比如多党m;主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组合)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占据强势地位的时候,也是占据着主导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行动者行为张狂的时候。这个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行动者势必会做出各种误判和犯各种错误,从而加大让历史迈入反向进程的力量。在这反向进程中,原有的看上去很牢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的结合就会松动甚至被打破,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之间就会出现其他的结合方式,从而把历史引向其他方向。但是在新的方向下,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新的结合马上就又会占据主导,人类也会继续犯着形异实同的错误,造就了一次又一次外观相似、内在原因却很不一致的道家循环。
第八,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这两个软硬权力的组合能产生特别大的社会力量,其引发的反向力量因此也更为凶猛。可以这么说,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的组合所产生的道家时间圈中“阴”和“阳”的顶点和底点,往往定义了一个时代的风貌。比如,以我个人的经历,就目睹了三次世界性的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大重组(包括前两次的顶点和底点):“二战”后社会主义g,m在苏联和中国的推动下汹涌澎湃;20世纪80年代以来m;主化浪潮在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推动下,波及世界各个角落;近十几年来保守主义政治在全球的回归。这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不无遗憾地说,在笔者的理论下,人类就像是饮酒过量却还自以为掌握着历史钥匙的醉汉,明明是在一张有四根琴弦(象征着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巨琴上用脚乱踩,却还自诩是在画着“最美最好的画”,由此导致的各种悲剧性和闹剧性的后果只会加快历史以报复性的方式迈入相反进程。尽管如此,历史仍然有大量规律可循。总之,笔者认为,只有以四个权力来源的性质,以及它们和道家时间的交互为主轴来理解历史,我们才能在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和历史学的事件/时间叙事之间建立更好的结合。也只有扬弃主宰西方社会科学的时间观,特别是在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世俗进步史观和在当代西方学术界盛行的多元史观,我们才能够发展出带有中国智慧的历史社会学。
【参考文献】
赵鼎新,2015a,《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中国学术》第1期。
——,2015b,《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学评论》第4期。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