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体系大有帮助的神圣服务。
这一根本差异的后果是深远的。在中国,帝国的重建带来了稳定,因为一个建立在自由农民基础上的父权制系统永远不需要太多改变,庞大的文明规模意味着它很少会遇到挑战者。而欧洲西北部的主权分割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缺乏单一中心意味着不可能阻止某些事物的发展,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海外探险。西方在海上探险上取得的成功与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对海外探险加以限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企图控制商人的尝试不仅注定会失败,而且是极度危险的——因为商人可以跑到其他地方,因此也可以提升对手的经济和实力。另一方面,竞争是永无止境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战争中——它在西方处于中心地位,在东方处于边缘地位。这样的战争使欧洲历史野蛮甚至令人作呕:欧洲中部可能有1/3的人口在17世纪早期的三十年战争中死亡。但是这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带来了国家和社会之间不断的互动,尤其表现在对士兵和税收的需求上,其最终结果则是带来了各种类型的理性化,这些理性化带来了进步:因为当某种新发展出现,一个地方如果不马上复制,就会面临灭亡的危险。这里需要提到两点。第一,欧洲创造的多极化已经被扩展到整个世界,使得采取简单的“现实主义”原则,即古典的国际关系理论十分重要,因为在一个没有中央z.府的世界里,“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第二,有一句警告绝对是必要的。竞争的确能带来进步,但它曾经有过且现在也有巨大的危险性。当人们进入政治阶段时,控制战争就变得更难,尤其是工业g,m让战争变得如此具有大规模破坏性——这当然导致欧洲在现代世界政治体之中失去了中心地位。1945年以来,核武器带来了人类灭亡的可能性,气候变化加剧了这种可能性(Mann2013)。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我们的愿望。
比较方法
首先,比较研究的第一个例子可以参考爱尔兰政治科学家奥利瑞(O'Leary)撰写的一份充满智慧的政策简报,他在其中支持爱尔兰的统一(O'Leary2022)。需要强调的是:比较历史社会学能够提供规范性的建议,以说明什么才是最佳的政治选择。在指出奥利瑞对比较的使用方法前,需要先说明一些简单的背景。英国政客在瓜分原本是统一的土地这件事上劣迹斑斑,尤其体现在印度和爱尔兰——1937年,他们又计划在巴勒斯坦做同样的事情。土地的“切割”过后则是大量流血事件,其一是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其二是在新教支持者和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之间;这两次分割都不能说是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