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chman)在之后又补充了关于政治动员的重要观点；同样地，我们也能从国际关系学者和世界宗教研究专家身上学到很多。<注："韦伯最为出名的可能是他关于世界宗教的研究，但由于他的早逝，他的研究的完整含义没有被描述清楚。不过该领域内前景广阔、观点有力的研究正在逐渐出现(Cook2014；SunandZhao2019)。">
本文将会重点论述比较历史社会学为理解社会做出的贡献。我将先评述这一路径的发展历史，这些评价也许不可避免地具有个人性，因为我本人就属于这一认知范式。之后我将转而讨论对历史的运用以及比较方法，接着考察这一路径在当下的议程。在此有一个看似矛盾之处值得澄清：对某一路径的强烈支持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它将会主宰社会科学；相反，我们必须要有谦逊之心。在某一时间点上比较不同的社会要求我们拥有大量的跨文化的知识，更别说贯通浩渺的历史材料以进行比较。极少有人能够获得这种技能，所以很多顶尖的比较历史社会学者拥有历史学的本科学位并不令人奇怪。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个领域中的许多重大贡献来自那些不只是希望重述事件，而希望进一步提供解释的历史学家。在这一领域，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合作和互动硕果累累。当然，这种路径在智识上的重要性是可以被质疑的，尤其是考虑到比较历史社会学者已经把这么多社会学奖项不成比例地收入囊中(Lange2013)。
谱系学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有趣的比较历史社会学观点都来自西方。在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文明中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关于社会秩序的观点，尽管他们尚未获得足够的普遍关注。在这些相对的缺失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外是对14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的社会学给予的关注(Gellner1981)。在某种程度上，赫勒敦代表了东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把对变革的分析和对稳定的欣赏结合起来——这在他对某一政体崩溃后总是被类似的政体取代的解释之中可以窥见。这种对精英循环的解释与整个伊斯兰文明中的“公平循环论”(thecycleofequity)和中国文化中对天命无常的解释有所共鸣。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在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中，一些文明曾成功地提供了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有序的生活景象。一个与社会演化的本质有关的重要分析点在此值得被强调：成功在于适应环境，而失败在于不能适应环境。这使得我们不能把西方的崛起视为一种常态，并以此来考察其他地方遇到的“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