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的基本特征。
首先,“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是一种带着结构性问题关怀的事件史研究。在这个层面上的“追根溯源”体现为重新建立事件与总体史的关联,寻找和确定要研究的关键事件。我以g,m研究为例。既有的中国**党g,m史已经确定了若干大事件,地方史研究不过是围绕这些大事件而展开的同心圆式的复写。对“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来说,需要研究的是关键事件的来龙去脉,而究竟何为关键事件,这是首先需要研究的——它们既可能是众所周知的大事件,也可能是为人所忽略的小事件。我所要做的既不是结构性分析,也不是碎片化的地方史研究,而是具有总体史意义的事件史研究。我把具有这种性质的事件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是所谓“渊源性事件”。要理解中国**党的政治文化和政党治理传统,关键在于“察其渊源”,而后才能够“观其流变”。有些事件看起来是远源,但却具有原型的性质。比如,1927—1928年在莫斯科发生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就构成了刘少奇后来所批评的“无原则的党内斗争”的原型。第二种是所谓“转折性事件”。这类事件对既有的制度、结构或惯例提出了新的挑战,构成了历史的转折点。它既包括古田会议这样的正面转折点,也包括以负面教训影响了党团制度走向的“罗章龙事件”。对转折性事件的分析需要拓展历史视野,不仅仅聚焦事件本身,而是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结合“局势”进行分析,同时要从社会结构的层面展示所谓的“事件路径”(休厄尔2021,222—311;李里峰2003)。第三类是所谓“调查性事件”。中国**党早期存在着照搬苏联教条和埋头事务处理两种工作倾向。这其实是五四时期“主义与问题之争”在中国**党党内的某种折射。而毛**开创了第三条道路,即通过深入的农村调查来调整、检验和完善既定的g,m路线。进一步地说,毛**的农村调查既是中国**党在g,m实践中阐释乡村社会危机成因的重要工具,也是实现大众动员的权力技术,更是g,m政党以马列主义普遍原则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中介机制(孟庆延2018)。因此,毛**对农村进行的若干调查就构成了重要的事件,比如他对江西寻乌县所做的详尽调查,我们既可以由此理解毛**的g,m思想得以形成的重要源头,又可以由此分析地域社会的地权分化和社会经济关系。第四类是所谓“典型性事件”。在苏俄g,m中,更重视理论性的宣传;而在中国g,m中,更重视普及性的鼓动(参见列宁2018)。因为农民是中国g,m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党要引导他们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