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仅用理论性的、一般性的号召是难以打动他们的，因为农民往往习惯从亲自看到的、体验到的事情上而不是从抽象的口号来理解问题，因此，党就必须在工作中通过树立典型来示范，利用事实来鼓动其情绪，增强其勇气，从而让农民在党的号召下积极行动起来。“树典型”就此成了中国**党动员群众的一种基本方式。在中国**党g,m史中这类的“树典型”比比皆是，比如“南泥湾叙事”就是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诞生的典型。第五类是所谓“隐喻性事件”。事件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史家对事件的赋义是因人而异的。表面平淡无奇的万历十五年或一个小小的“叫魂”案件在别具慧眼的史家笔下，便可以从中窥见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症结。因此，我们不应囿于某种既定的大事件标签，而是“必须在出乎意料的地方，在我们通常往往认为没有历史的地方——在情感、爱、良知、本能中——守候这些事件；它必须对事件的重现保持敏感，但不是为了追踪事件演进的渐进曲线，而是重新找出事件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场景；谱系学甚至还必须界定没有出现这些事件的地方，没有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刻”（福柯2001b，115）。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所谓“根茎”状的“关系/事件”中为某些事件重新赋义。比如，人们可能疑惑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细致地去研究江西万安,bao动这样一个在中国**党g,m史上的小事件（应星、李夏2014）。显然，我们的研究旨趣不是要去填补江西地方g,m史的空白，也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万安,bao动的意义被低估了，因而要为万安,bao动在中国g,m史的重要性的排序上重新予以正名。万安,bao动其实就是一个小事件，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小事件。它与我们所关心的中国**党早期组织路线之间不是同心圆模式，也不是缩微模式，它并不具有社会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对于中国**党早期组织路线来说具有象征意义；在于它对中国苏区g,m史的大事件——诸如古田会议、富田事变等具有隐喻(metaphor)的意义。我们需要从一些看似与大事件无甚直接关联的远源去深入理解那些复杂的行动者和关系构型。这正如大河移民上访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地方性的小事件，但事件之间那些复杂的、有时纯粹是偶然或随机的关系不是被线性的、单义的或结构的因果关系所排除，而是在那些偶然的“爆炸”和“入侵”中，在所谓的“隐喻”中被揭示出来（应星2001，340）。
其次，“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是通过微观比较分析来厘清事件的根源、流变与分叉。我赞同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