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应星：从“过程—事件分析”到“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3 / 22）

评论中这样写道：“对于次社会分析来说，叙事意味着什？在追求所谓科学性过程中，社会分析似乎总在竭尽全力地来驱除叙事含量，将它们转变成为‘个案’‘例子’或者作为背景无关紧要‘逸事’。但是，实际上正是叙事本身可以帮助们克服次社会分析中容易导致唯智主义‘符号,bao力’。”与此同时，项飙(1998，127—147)也在该文集中用“主体——实践”范式，按照时间顺序讲述“非国家空间”生成故事，并提出要重视各种非正式行为和关系，重视草根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各种策略，重视普通社会行动者能动性。项飙2000年并没有参加“过程—事件分析”争论，不过，他在该年出版《跨越边界社区：北京“浙江村”生活史》（项飙2000）可以说与“过程—事件分析”风格是有亲和性。

自己当年也卷入这场争论中。篇论文正是孙立平提出“过程—事件分析”赖以立据三篇经验研究之。而在随后出版博士论文《大河移民上访故事》中更把“过程—事件分析”或“关系/事件分析”发挥到极致：在该书正文部分，既没有提出任何个理论概念，又没有进行中层理论文献综述，也没有进行通常意义上社会学机制分析，而是通篇像小说样在讲故事（应星2001）。在2000年社会学界（而不是人类学界），以如此风格提交博士论文，还是有些匪夷所思。人们通常产生质疑是：“那是个不错故事，可它真算是（社会学）研究吗？”(Ceglowski1997，188)。有人惋惜浪费如此好分析素材，没有实现从素材到分析、从故事到理论提升及跨越。当然，在论文结语部分对此是有所申辩。当时既展示“过程—事件分析”对洞察中国社会独特价值，也已意识到这种方法适用范围及被滥用危险。社会学者故事是“讲”出来，“讲”本身就是理论功夫体现；这种“讲故事”高下之分，端赖研究者问题意识及对复杂事件和微妙局势精准把握。

之所以在此重提这场学术争论，不是要在“过程—事件分析”与“结构—制度分析”之间做个是非高低判断。正如张静(2000，15—16)当年在争论中已指出：这两种方法并不是完全对立、排他，究竟是进行因果分析或结构分析，还是进行过程分析或事件分析，取决于研究者所关心问题及资料性质。旧事重提是因为“过程—事件分析”和“结构—制度分析”都通过这场争论而有新发展。孙立平(2002)后来提出“实践社会学”，而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