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
正如前文所述，第一次时间危机在“二战”之后逐渐消退，新的时间秩序逐渐稳定：进步主义仍未完全退却，当下主义已开其渐。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下主义在获得霸权之后，也日渐陷入了危机。与此同时，欧洲与美国的社会科学（部分包括历史学）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应对实验。就欧洲来说，“记忆研究”与“遗产保护”的兴起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运动。这是对当下主义“无纵深时间”的反动，但悖谬的是，这些运动很快又被当下主义所吸纳，成为当下主义内部处理历史问题的一种典型方式和文化工具，“对记忆的需求同时成为危机的表达和解决方式”(Hartog2015，144)。其中，诺拉的《记忆之场》、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等作品都是这种时间实验的典型代表，也集中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注："有关记忆研究的综述，请参见钱力成、张翮翾(2015)。当然，记忆与历史有本质区别的观点，在记忆研究中不断受到挑战，比如历史学家柏克就曾认为：“历史就是社会记忆。”">
具体来说，所谓的“记忆”，更多的是一种私人性的历史建构，是以个体特殊“身份”为中心，以“当下”为出发点进行筛选和重组的历史片段。即使是集体记忆，也是从某种当下的集体身份出发来不断重新建构的，或从某个具有公共性的场所或文化标识出发来组织和汇集不同的记忆，最终汇入并重构当下的社会思想图景。这一过程与作为公共书写的“历史”并不相同，和前现代的“记忆社会”也不尽相同。前现代的记忆是没有书写历史作为对照物的，只是一些记忆遗产的不断循环；而当下的记忆，却在不断利用历史，按照现时的需要改造历史，因而并没有一个坚实而不可更改的过去作为记忆的基础。易言之，记忆并不是历史；而记忆又被当作一种历史（比如口述史），或至少是和历史密切联系的，有关“记忆的历史”(historyofmemory)的新学术与文化场域也被开辟出来。另一方面，大规模的“遗产化”运动也是记忆复兴的一体两面(Hartog2015，101—191)。
记忆的复兴，首先是对当下主义“无纵深循环”的反动。记忆用截然不同于此前历史主义或科学主义的方式，重新引入历史，使得“过去”又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当下与过去的联系一度被当下主义阻断，现在又可以通过新的方式被想象，并从此出发重建未来的部分愿景。这种学术和文化运动背后的心理动向之一是受困于当下主义中的主体的焦虑，这种焦虑驱使着人们去重建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关系。然而吊诡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