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历史”找回过去的方式，又是极为当下主义的，因为此中的过去是重构的过去，是过去的片段而非全部的过去。哪一种过去被调用，完全取决于记忆发生的主体和场所，仍如聚沙之塔一般没有相对稳固的时间基础，并很快成为消费社会中随时可供包装售卖的商品。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研究者（包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已无法以鲍曼意义上的“立法者”而存在，但他们在无限循环的当下主义中发现了自己的新位置：协助个体发现和重构记忆，促进集体记忆的涌现、建构和记录。概而言之，不管是记忆的历史也好、文化遗产也好，这种处理时间的方式并没有超出当下主义的逻辑，也无法创造新的时间结构。更为吊诡的是，多元记忆的无限生产也许反而会导致遗忘。
美国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也感受到了类似的时间危机，试图进行重新处理历史和时间的实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于美国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研究策略的反动，试图“把历史找回来”；另一部分则努力把欧洲新兴的理论动向实证化，其中也许并没有太多原创的视野与方法。大约在1965年到1990年之间，美国社会科学的主要门类几乎都开始重新处理历史问题，经济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都不例外。而社会学内部的探索主要体验在历史社会学的兴起。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摩尔的《m;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本迪克斯的《民族建构与公民权》、李普塞特和蒂利早期的作品已开启历史转向(Moore1967；Bendix1964；Lipset1963；Tilly1964)。而后规模更大的所谓的历史社会学“第二波”学术运动，全面转向了广义上的宏观政治与经济议题，如g,m的生成、国家建构、阶级形成与斗争、福利国家的诞生与运行。这波学术运动的代表人物包括斯考切波、沃勒斯坦、戈德斯坦和研究生涯中后期的蒂利等等。<注："更确切地说，斯考切波是年青一代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她最富争议的作品是Skocpol(1979)。而蒂利因为坚持用“变量”来切入历史研究，而不是注重具体历史案例的比较，并没有成为这一少壮派群体实际的领导人。斯考切波等以ASA作为其主要的学术阵地；而蒂利及其弟子以及其他一些更关注微观问题的“社会科学历史”(socialsciencehistory)研究者则以SSHA作为其主要阵地。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存在多种不同的拥抱历史的实验。这段历史详见阿伯特(Abbott2001,91—120)。当然，阿伯特对于社会科学历史转向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