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下县”,背后的“思想”目标或最终的“意识形态关怀”,都是揭示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统治压迫民众的本质,批判古代国家权力对于乡村民众、社会的控制与剥夺。我知道,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于国家、权力、制度等“强制”因素的看法,使我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未能保持“超然”的中正态度,从而影响了部分判断,甚至出现一些偏见。这很可能是我的学术研究的“致命伤”。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在实证研究领域尽可能地减低或避免(或者说“隐藏”)这种倾向性。虽然我声称要着意探究和揭示乡里制度背后的思想(或理论、认知),但在拙作中,相关的探讨其实非常克制——是我有意识地“掩盖”了研究的批判指向,努力将其控制在对历史“实然”的实证研究范围内。
可是,周老师评论中提出的许多思考路向,对我“蛰伏”的“意识形态”诉求实在是很大的激发,而不是抑制——作为擅长理论思考的社会学家,周老师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理论预设与问题,这对于每一个具有理论敏感和现实关怀的历史学者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比如,周老师谈到:“非正式制度也包括了弱者使用自己的武器对正式制度加以抵抗的各种形式。这些抵抗形式不仅适用于当代社会,也应该适用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只是具体表现方式不同。这些非正式制度、运作和抗争行为难以记录在案,因此难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然而,离开这些非正式制度,我们也难以恰当地评估乡里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这段话,实际上给历史学实证研究提示了很大的研究空间。我以前理解“非正式制度”,基本上将之视为与正式制度目标一致的非正式的制度性安排,从未想过与正式制度逆向的或对抗的制度性安排,也可以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周老师的这个提示,再结合此前对我产生影响的艾瑞克·沃尔夫(EricR.Wolf)关于乡民社会的研究,促使我去思考乡村普通民众(不包括乡绅、地主土豪等乡村“精英”)的“意识形态”或“道义”(即斯科特的表达),及其行为和行为规范,乃至组织架构,亦即乡民的“制度”(其“正式”与否且不论)。乡村民众的意识形态(农民的“道义”“民意”)、行为规范以及乡民的社会组织形态,可能会是我未来一些年中试图开展实证研究的核心问题。
周老师在评论中把我称为历史学者,我非常高兴。我努力固守所谓“历史学研究的本位”,虽然也时常怀疑这个本位的存在与意义,更怀疑自己对它的固守。读周老师的评论,最大的感觉就是周老师在吸引我离开这个本位。所以,这个回应,其实是在拒绝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