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的问题是，如果精英导致国家衰退，国家难道不会主动避免衰退？书里好像没有提到国家怎样再去和精英斗争，避免衰退这一点。有一些案例可以把精英和国家分开，在另一些案例里国家是精英的工具。比如，海洋帝国和大陆帝国的区别很重要，国家的形式和强弱也不同。拉克曼在使用“中心”这个词的时候，是用“中心”代表“国家”，还是认为这两者不完全重叠？
宋念申：同样地，在脱离国家的前提下，能不能谈论精英的矛盾或者斗争？这也是我想提出的一个问题。
钱力成：就美国的环境而言，可能国家不常以行动者的身份出现，而更多是作为一个场所。这个场所有其游戏规则，而精英就在这个规则的基础上去互动。所以在美国很少看到美国联邦z.府作为一个行动者和金融精英或其他精英直接互动，我猜这也是拉克曼没有把国家分析放在核心的一个原因。
朱宇晶：这关系到国家自主性的问题：国家是不是一个行动主体，有它自己的议程和价值？还是说它只是不同精英利益平衡的结果？国家有更多的公共性，也是超出精英斗争、阶级斗争的场域。
尤怡文：我倾向于将金融制度作为线索，观察哪些精英（不管他是否主观认同自己是精英）被调动组织起来形成权力联盟，与哪些群体形成对立；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制度变迁，导致精英利益变迁及冲突，形成新的关系。按照这个思路，我试着回答前面讨论提出来的几个问题：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以及精英与阶级的关系。
首先是精英与国家的关系。我想将这个问题里的两个关键词“精英”和“国家”替换为“金融精英”与“官僚精英”，或许有助于分析的精确性，也更易于进行跨国比较。在美国案例中，金融精英（投行高管）与官僚精英（美联储、财政部）几乎是同一票人，他们不但都具有藤校背景，同时他们的身份是随时可以转换的，投行高管可以直接转任财政部长或美联储理事，官僚系统与华尔街之间的“旋转门”畅通无阻，空档期间还能回藤校商学院任教。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定义金融精英和官僚精英间的关系是制度还是非制度化关系，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同一群人。相较于金融化前透过董监连结形成的跨部门/产业精英核心圈，金融化后，金融业与官僚体系的关系变得更紧密，甚至是一体化了。
而在日本，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金融精英与官僚精英关系。日本从明治后期开始建立自主的官僚体系，最初是掌权的旧藩阀大臣为阻止政党势力染指官僚体系，而限定由帝国大学输送官僚人才，其后渐渐形成以东京大学毕业生为主的官僚体系，加上政务官任免频繁，政策主要由事务官主导，因此被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