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坦的草地,田野,农场,孤零零的一对套着车的牲口,映衬着天空,沿着与地平线并行的道路移动。铁路过道处的拦路木栅,它前面站着的农民们在等候,姑娘们在挥手,孩子
我挨个将他们看过去。克罗普坐在我旁边抽着烟,他一声不吭,我们常常在一起的;对面蹲着卡钦斯基,耷拉着肩膀,大拇指很粗壮,说话不紧不慢;缪勒露出了牙齿,大声地哄笑着;加登睁着一双耗子似的眼睛;勒尔长着一把稠密的胡子,看去至少像有四十岁了。
我们头顶上飘浮着一股浓重的烟气。凡是有士兵的地方,不会没有烟草的!营房食堂是士兵的避难所,啤酒绝不只是一种饮料,而且还是一种表示一个人能够平平安安地活动活动四肢、伸伸懒腰的标志。我们干这些事,倒像举行仪式似的,大家把腿伸在前面,无拘无束地随地吐着痰,这就是唯一的方式。一个人明天就要离开的时候,怎么会种种事情一下都出现在了面前!
到了晚上,我们又到运河的对岸去了。我几乎很害怕,当我告诉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说我就要走了,而且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离开这里很远很远,我们再也不会重新见面了。她只是点着头,并没有太动声色。起初,我不能很好地理解,随后我突然明白了。勒尔说得对:要是我上前线,她又会叫我“可怜的小伙子”,可是这回仅仅是休假,对这个她并不爱听,也不是那么很有趣。让她这个叽叽喳喳的饶舌女人见鬼去吧。一个人梦想着一件奇迹,醒来时却是一块块长方形的粗面包。
第二天早晨,捉好虱子以后,我就到军用铁路终点站去。跟我同去的有克罗普和卡钦斯基。在停车站,我们听说还有两三小时火车才会开。他们两个人还得回去值勤。我们便相互道别了。
“祝你幸运,卡钦斯基;祝你幸运,艾伯特。”
他们走了,挥了一两次手。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他们的每一次举步和每一个动作我都熟悉,不管离多远,我也认得出他们来。随后他们就消失不见了。
我坐在背包上等着。
蓦然间,我心里急躁得要死,巴不得马上就离开。
我在多少个车站月台上躺过,我在多少家流动厨房前站过,我在多少张木板长凳上蹲过。随后,那景色终于变得使人感到不安、神秘而且熟悉了。从西边的车窗外面,掠过一座座村庄,那里的茅草屋顶如同帽子一般盖在墙上刷了白灰、一半用木料建成的房子上,一块块农田如同珍珠母似的在斜阳中闪烁,还有一片片果园、一座座谷仓和一株株老菩提树。
车站的名字开始有了意义,我的心也便颤抖起来。列车颠簸着向前行进,我站在车窗旁边,抓住了窗框。这些名字标志着我青年时期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