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哥接过了我的车,弟弟自强接过了大哥的车,大家热热闹闹往村里走,说起这一路的艰辛,转眼就成了云淡风轻。就连大腿内侧火烧火燎的疼,都可以不在话下。叔叔家住的是石头房,低矮狭窄。院子是窄窄的一个长条,就栖身在一处石崖的下面。屋里没有顶棚,被烟火熏得乌黑皴裂。吃饭的碗要比我家的碗大一号。第一顿饭就把我吃撑了,黄米饭炒倭瓜,婶婶总是在我没防备的时候把我的碗填满,我咬牙吃了第三碗,一个没防备,婶婶一铲子黄米饭盖过来,又把我的碗盖满了。我实在吃不动了,只得剩了碗底儿。婶婶端过我的碗来吃得香甜,我的心里很过意不去。
在婶婶家待了几天,每天三顿饭都是黄米饭炒倭瓜。其实不应该说炒,应该是焖。倭瓜都是半大的,被婶婶切出厚厚的四方块,焖出来面乎乎的。我怀疑除了放点盐,大概连油和葱花也没有。家里除了五个孩子真的是一贫如洗。来时的新鲜和热闹很快就过去了,我从第二天就开始吃不饱饭,总觉得大黄米像沙子一样噎嗓子,倭瓜也难以下咽,闻上去总有一股铁腥气。为了防止婶婶突然给我的碗里添饭,我总要提心吊胆地躲避。有一次,一铲米饭都盖到了我的手腕上,把腕子上的皮肤都烫红了。
有一次吃饭我只吃了小半碗,婶婶忧心忡忡看着,满脸都是愧疚。但转过脸去,那些愧疚就被风吹散了。我跟她去坝台上摘瓜,她操着跟这里人不一样的口音,见了人就热切地介绍我。与叔叔在我家一样,我也成了这里最尊贵的客人。这种角色转换在瞬间就完成了,这让我觉得神奇。一个女人问:“这就是你大哥家的丫头?”婶婶说:“是呢,来送麦子了。”那女人满是崇敬地看我,说:“山外的日月好呢,看人家长得多水灵。麦子送来多少?”婶婶说:“满满两口袋呢。”女人说:“这下你家可有白面馍馍吃了,羡煞人呢。”婶婶抿着嘴笑,那笑容我至今也找不到合适的言辞形容。不是满足,也不是优渥,就是那样一种从心底漾上来的不是甜蜜胜似甜蜜、不是幸福胜似幸福的感觉令婶婶的整张脸都放出光来。她们的对话我不太懂,但意思还是听得明白。没来由地,我就觉得自己尊贵了许多,再看这山这水这人这石头坝台果树庄稼,不由得脸上就有了淡淡的意味。那种意味不用别人告诉我,我是用自己的嘴角感觉出来的。
坝台上是瘦弱的庄稼秧苗,庄稼的空当栽种了些倭瓜。我对婶婶说,嫩的倭瓜炒了才好吃,用酱爆,或者用花椒油,炒出来都很香。婶婶置若罔闻。她还是摘了半老不老的倭瓜让我抱着,用指甲都掐不透皮。手里有了分量我突然明白了,嫩的倭瓜必须养老了才能吃,因为,半只倭瓜就可以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