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启封，谁知道里面什么样？”
丁兆和老人说：“明善法师知道，因为他有一双透视眼。还也许，悟道之人心性也是透明的。在他们面前，世界没有屏障。”
丁兆和老人说这话时，心情有些激动，干枯的手指显见在发抖。我则带一点悲悯地看着他，一点也感受不到来自那本志书的分量。
后来，那个报纸包被我单独放在了一个抽屉里。我其实并不很懂它的价值，因为是老人的临终馈赠，既觉得它很珍贵，又觉得怪怪的，所以我一定要知道它在抽屉里，但几乎没有翻动过它。
那本民国年间的志书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转眼就是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里，我碰到过谢福吉四五次，还曾在一起吃过饭，但他一直没有提还书的事。我经常排练怎么跟谢福吉张嘴讨书，给他个什么理由，既轻描淡写，又达到目的。过于郑重，我怕别人说我轻视人家。但是一直也没找到那么一个妥帖的理由。有一天，我对着镜子刷牙，白色的泡沫在口腔里越聚越多，“噗噗”漱干净了口，我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你今天就去找谢福吉，他还能吃了你？
房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顺便就把门推开了。那个脸上敷着面粉的会计正在给谢福吉掏耳朵，见我来，会计停了手，顺走了桌上的一份文件，说过会儿再来。我说，我来得不是时候？谢福吉说，是时候，永远都是时候。他嬉皮笑脸朝我笑，两颗兔牙像是在顶牛，边角都有点向两边翘，特别可爱。我紧张的心情一下放松了，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干脆开门见山：“谢主任，你还记得借我的那本书么？一年多了，我可是来讨了。”谢福吉说：“记得，咋会不记得。那本书真是好，我的朋友如获至宝。”我说：“没在你手里？”谢福吉说：“我当时说得很清楚，是为朋友借的。我字眼儿浅，那些繁体字根本认不了几个。”我说：“这么长时间，你的朋友也该看完了吧？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谢福吉不看我，整张脸朝向窗外，脸上仍然是笑的，但似乎只剩下了一层皮肤。再说话，谢福吉多少有点不耐烦：“陆老师，我的朋友是做学问的，你再容我一段时间好吧……今天中午哪也不许去，喝酒！”说完他就动静很大地摁电话，拿起听筒先问我吃不吃海鲜。我只能说，吃。他对着电话说：“海鲜楼定一桌，范围要小，水酒要好。蟹要七两一个的，就说我说的！”
事已至此，我仍然不死心。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走到了他的身后，查看他的书橱。我知道领导干部的书橱都是装饰，书都是簇新的，成套的，许多都是没拆封的。谢福吉也不例外。我从上到下看了个遍，没找到那本书。我心里想，别让我看到，看到我第一时间就装进包里，一点都不会客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