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大的额头锃光瓦亮,闪着银质的光。
从大的范围看,我们这座城市北高南低,从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峰,一直低到海拔零点几的洼里去了。那里是一大片泄洪区,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还是一片汪洋泽国,到了七十年代,z.府找专家论证,说降雨量逐年递减,遂从山里搬出来十几个缺水的村庄,安顿到了洼里。我们就是来这里下乡的。午餐一大桌子人,有农工委的,有检察院的,乡镇三四个,谢福吉带了俩,还有我们编辑部的另外两个人,一个摄影,一个录像。男人大张旗鼓喝酒,谢福吉对我说:“你吃菜,甭管他们。”口气就像个老大哥。谢福吉问我此次下乡带了什么任务,我说:“这里的吉祥庄有唱大鼓的民间艺人,我们刊物给她做个专访,顺便收集一下她的资料。”谢福吉说:“所有的工作中你们其实是最有意义的,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吧?失传了可不得了。”我说:“盲艺人已经八十多了,后继无人,她会一百多首曲目,随便唱哪支曲目,也许都是最后一次了。这些曲目要整理出来出版,刻印光盘。”谢福吉说:“文化人干点事情不容易,有困难么?有困难找我,我如果能帮助你们,也是幸事。”
胖子谢福吉的几句话,让我很受感动。过去我只是跟他认识,没怎么打过交道。他们那层干部中,有几个年轻时做过文学梦,谢福吉算一个。按照镇里领导的安排,他坐在我的上席,一身蒸腾的热气,让我的脑子里忽而闪现那晚的朱小嬛,以及朱小嬛说的那些话。他似乎是有点感觉,龇着两只兔牙笑,说自己就是个大火炉,挨着谁烤谁。我倒了一杯酒,敬他,说起我们刊物的经营状况,人手少,资金短缺。财政困难,经费还是十几年前的标准。可印刷成本都已经翻几番了。我见他听得认真,顺便又奉承了两句,说如今像他这样理解文化人难处的领导不多了,主动帮忙的更是少而又少。如果各部门的领导都像谢主任这样有文化,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一杯酒喝下,谢福吉眼见长了豪情。他说明天我让会计开好现金支票等你。你可以随时来取。
转天上班以后,我故意在办公室慎着,去得太早怕人家说我心急。给自己泡了一杯茶,左等右等茶不凉,我骑着自行车上了路。路上我走得很慢,又故意绕远走了玄武大街,大街两侧都是柿子树,把整条路都遮出了浓阴。此时的我很幸福。我每年都为办刊经费跑东跑西,那种化缘的滋味又忐忑又难受。一栋七层的办公大楼坐落在外环线的路边,这里是新规划的行政一条街,与老城区不同,到处干净得不染纤尘。走进办公楼大厅,电梯就要往上运行了,我按了下按钮,两扇门又无声地打开了。里面是打扮得有点卡通的朱小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