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是,别看余懋学对徽州丝绢案有诸多批评之词,却只字不提翻案之事。不光不提,他在文章最后不忘补上句:“乃若丝绢均平,处分久定,臣不敢复置喙,以滋纷扰。”
什意思?现在丝绢案已经过去,也不好多说什,免得再生变乱。
余懋学心里很清楚,徽州“人丁丝绢”税惹出那多风波,费多少力气才算谈妥。他身为徽州人,可不敢轻易言改。万因为自己言而再起纷争,徽州上下,非把他吃不可。
批判张居正容易,再辩论次徽州丝绢税?还是算吧。
,那定是生员闹事,改抓他们吧。
然后,这才有抓捕程任卿等人动作。
在给这些人议罪之时,张居正因为找不到余懋学罪碴儿,心里很不爽,又听说余懋学跟程任卿关系不错,便特意指示刑部要严办。结果原本给程任卿判是充军,被张居正这插手,最后变成斩监候。
这些八卦,余懋学本来是不知道。他后来起复,重回官场。李世达和郑国仕给他出示张居正和王篆亲笔信,他才知道当年自己处于多危险境地,自称当时吓得“毛发犹为悚然”。
至于程任卿被判死刑,余懋学认为不过是代他受过罢。
余懋学这次上疏,希望能够申请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军流放。他还特意提及,当时户部尚书殷正茂致仕以后,隐居歙县,也直为释放程任卿而奔走,说明他内心有愧。
余懋学是言官出身,笔法厉害,为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批评通朝廷对徽州丝绢案处理意见,先后列举五不堪、五不通、四诬捏、四不协,如同檄文般。
言外之意,整个徽州之乱,张居正得负首要领导责任,是他强行偏袒歙县,强令户部、应天两院改税,五县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击,是有大义名分在,不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民变”。
余懋学讲这个故事,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从推广条鞭法角度出发,张居正确实对徽州之乱施加过定影响力,但若说整件事情就为针对个回家待业前言官,未免太过阴谋论。最多是张居正搂草打兔子,顺便而为罢。
徽州之乱,究其过程,跟余懋学本人真没什关系,他单纯是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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