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当成是名副其实的圣徒。”
“好吧，”他说，“果真是这样，就放掉那个可怜的女人。”
他不再阅读书信文件。如果非写信不可，他就指点一下，让费尔南多代笔，少数几封需要他签名的信也不看一遍。早晨他坐在阳台上望着沙漠一般的街道，看那头驮水的驴子、那个卖干鱼的自得其乐的女人、十一点准时放学的小孩，以及长袍上打了不少补丁的神甫在面前走过，神甫在教堂门廊里向他祝福，然后消失在炎热中。下午一点钟，人们都在午睡，他向满是烂芦苇秆的河边走去，吓飞了广场上一群群的兀鹫，偶尔有几个人见他形销骨立、穿着便服还能认出他，向他招呼，他一一回答，终于来到码头对面投弹手驻扎的泥巴苇子墙的棚屋。士兵们闲得发
乐、具有强烈母性的女人，整天织花边，卖给从欧洲来的轮船上的人，价钱不坏。但是将军来后，她把时间全用于照顾将军了，甚至同费尔南达·巴里加闹了些小矛盾，因为她相信橄榄油对肺病有好处，要在将军吃的豆子里加橄榄油，而将军出于感激硬着头皮吃了下去。
那几天最使将军烦恼的是泪腺流脓，他情绪大坏，终于同意用母菊浸液滴眼。他参加玩牌，暂时排遣傍晚的愁闷和蚊虫的骚扰。他生平做事难得后悔，但有一次同房东夫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谈论时，感慨万分地说一项满意的协议比赢得一千次诉讼更可贵，使房东夫妇大为诧异。
“在政治问题上也这样吗？”莫里纳雷斯问道。
“在政治问题上尤其如此，”将军说，“我们没有同桑坦德妥协，结果大家都受到损害。”
“只要有朋友，就还有希望。”莫里纳雷斯说。
“完全相反，”将军说，“毁掉我光荣的不是敌人的背信弃义，而是朋友的卖力。是他们使我陷入奥卡尼亚国民议会的灾难，卷进了君主制的麻烦事，他们先是怂恿我争取重新当选，后来又用同样的理由劝我辞职，现在又把我困在这个国家，一筹莫展。”
雨下个没完，潮湿开始使记忆出现了裂罅。气温很高，晚间也不减退，将军的衬衣老是湿漉漉的，一夜要换好几次。“我像是待在蒸笼里。”他抱怨说。一天下午，滂沱大雨形成的洪水似乎要把房屋都卷走，将军在阳台上坐了三个多小时，看水流挟带着贫民区的断砖残瓦、家用器皿和动物尸体在街上流过。
城防司令胡安·格伦少校在大雨中跑来报告说他们逮捕了一个在比斯瓦尔先生家帮佣的女人，因为她把将军在索莱达剃下的头发当作圣物兜售。将军听说他的头发都成了买卖的商品，又勾起了伤心。
“我仿佛已经被当成死人了。”他说。
莫里纳雷斯太太为了听他们聊天，早就把摇椅挪近了牌桌，这时插嘴说：
